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李鸿章发起的北方洋务运动，在构建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转向民用工业。1873年1月，成立轮船招商局，建立了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交通企业，率先经营从上海到天津的客货运输。津沪航线的开辟，缩短了南北交通往来时间，既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往，又提升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并加速了天津迈入近代化城市的进程。
天津的河海文化
招商局的初期航运
早年间，南北交通都是依靠京杭大运河，交通工具就是帆船。顺治十年（1653），历史学家谈迁应北京弘文院编修朱之锡的邀请，到北方旅游。他从浙江嘉兴登船，航行100天才到天津，路途遥远可见一斑。道光三十年（1850），上海境内首次出现了英国航海客货轮。此后，许多外国轮船在中国沿海从事客运。同治十二年（1873），轮船招商局正式开辟津沪航运，以漕粮运输为主，同时兼揽旅客及其他货物。
津沪航线开辟后，引起社会震动。见惯帆船的人们，叫这种从烟囱冒烟的铁船为火轮。从天津航行到上海也就三天，张焘《津门杂记》有诗吟咏“报单新到火轮船，昼夜能行路几千；多少官商来往便，快鸟如飞过云天。”
招商局最初以从英国订购的“福星”号轮船来往于天津、上海之间，许多南方的高官争先乘此船去北京。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八日，“福星”轮满载货物由上海驶往天津时，在撩木洋海面遇到由天津驶往上海的英商怡和洋行“澳顺”号轮船。由于海上大雾而改变方向，“澳顺”轮将“福星”轮撞沉，“福星”轮所载7200余石漕米及其他货物全部沉没，仅货物、行李、杂物就损失十九万七千两白银，受害者62人，史称“福星轮海难”。这是近代中国发生的第一起海轮被撞沉没事件，也是最惨重的海难事件之一。
继“福星”轮后，轮船招商局又有“海晏”轮航行于津沪航线。该船为同治十二年（1873）由英国格拉斯哥船厂制造，总吨1033，载客281人，最初行驶在上海至福州线。光绪八年（1882）四月，“海晏”轮经过改装行驶天津。
由于“海晏”轮航速快，舒适性好，受到旅客欢迎。特别是江南的举人赴北京参加会试，都喜欢乘“海晏”轮到天津，再去北京应试。光绪十二年（1886），著名学者俞樾携家眷，送孙子俞陛云赴北京参加会试，在上海乘“海晏”轮。那天由于乘客多，特别加船，同时有“武昌”号等船开往天津，但“海晏”首先到达，并于第二天返航。俞樾在船上作七绝四首，其一“飞舻原不异行庵，摇兀舟仓睡思酣。待问如何安睡法？老夫譬似坐摇篮。”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海晏”轮的感受更为强烈。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十九日，他回常熟老家修墓，乘“海晏”轮由天津至上海。前一天，直隶总督李鸿章安排他下榻吴楚公所。第二天派北洋通商巡捕的“快马”号快艇，将人与行李送至白塘口安置上船。他在日记中记 “出大沽，五处炮台排队升旗鸣炮。落日红霞，微风蹙浪，夜卧如寻常枕席。”翁同龢感受之深，是因为十七年前别有一番经历。那年，他母亲在京去世，他护送棺材由运河回常熟老家下葬。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五到天津，六月二十二日才到常熟，行程约两个月。帆船船舱狭小逼仄，挥汗如雨，途中还历经风雨，险情不断。相比之下，此次航行时间短，还十分舒适。
醇亲王乘“海晏”巡阅海防
轮船招商局的客轮，不仅运载客人，还经常为官方所征召。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清政府派醇亲王奕譞与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会同李鸿章一起巡视北洋海防。这次巡阅阵容庞大，奕譞带了文武随员30人，太监、厨师等各类人员230人，视察路线：从天津到大沽、旅顺、威海、烟台，然后再返回大沽、天津。行程为时一个月，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次最高规格的亲王阅兵。
为让王爷巡阅舒适，北洋行营特地从招商局借来 “海晏”与“保大”两条轮船，其中奕譞、善庆、李鸿章及王府护卫、太监等乘坐“海晏”轮，北洋派招商局督办盛宣怀、会办黄建莞随船照料。津海关道兼北洋行营翼长周馥与海军衙门文案总办副都统恩宝廷率海军衙门、神机营并戈什哈等随员乘坐“保大”轮。此行，天津还配备了两名摄影师，一位中国摄影师梁时泰，一位德国摄影师来兴克。
四月十三日，奕譞到天津下榻海光寺天津机器局。十四日见各国驻津领事，视察北洋武备学堂，然后赴大沽，登上停泊在大沽炮台下的“海晏”轮。十五日，“海晏”前行，“保大”随后，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以及南洋水师的“南琛”“南瑞”“开济”八艘军舰，左右各四艘护航，“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艘炮船尾随，声势浩大地出海巡阅。
当奕譞登上高高的“海晏”轮船头等舱后，从舷窗向下望去，如在山峰之上。遂作《航海放歌》，感到“登峰更宿峰之楼，下视众山皆培塿，疑是银涛千里翻清秋。”奕譞还将“海晏”当成行营，除与众臣视察、检阅外，在这里会见了各口岸的外国军舰军官。为避免航行中的枯燥无趣，“海晏”前往旅顺口时，还安排洋人弹奏钢琴并歌唱。在驶往威海时，李鸿章还送上无锡惠山的泉水。醇亲王奕譞在船上十分惬意。“海晏”经过庙岛时，还看到了海市蜃楼。
五月二十日，“海晏”“保大”回到大沽口。奕譞上岸后，换船到天津巡阅。实际两条客轮仅在海上航行六天。北洋行营对“海晏”“保大”执行公务比较满意，事后赏给“海晏”1000两银，赏给“保大”800两银。但两条船从招商局借来的开销也不少，水脚共计9400余两。
严修乘“新裕”轮回津
光绪十六年（1890），招商局从英国购买“新裕”号轮船，行驶沪津航线。这条船长250英尺，宽36英尺，有官舱6间，上舱房间24间，大舱房间18间，可搭载旅客四五百人，装货约一千余吨。总吨位1629，“此船之佳处，在乎吃水浅而装载多”。
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严修卸任贵州学政后返回天津，到上海后，经他族叔，曾任长芦盐运使严筱舫介绍，拜访了招商局会办顾肇熙。顾肇熙在直隶做过官，与严修的父亲严克宽认识。严修恳请顾肇熙帮助预订“海晏”轮的船票。当时，进京赶考的江南举人太多，顾肇熙劝他过几天乘坐“新裕”轮。严修因为随行的同乡尹澄甫也参加会试，于是定了“海晏”轮两间船舱。后来听说“海晏”轮虽然订了，但仍有2000人在上海等船，仅严修住的泰安栈就有300余人，会出现抢占船舱的情况。于是严修与尹澄甫商量，让他先乘“海晏”轮回津，自己再等候两三天，乘“新裕”轮回津。为此派人到顾肇熙处说明，并退“海晏”船舱一间。
二月二十七日，“新裕”船票到，严修订了上舱两间，下舱四床一间。二十九日，栈房小工搬运严修的行李，用小驳船送上轮船。三月初一日开船。“新裕”轮上的赶考的举人也很多，船很拥挤，行李往往堆至舱顶。严修舱外有一人将行李堆在栏杆之内。他开窗相问，对方称南海人姓康，到北京访人。再细问，方知此人是康有为兄弟，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随梁启超同行。由于梁启超有病，故左右守护之。不一会儿，梁启超随康广仁来拜访，谈了有一个多小时。后来，严修还专程到梁启超船舱拜访，遇到《蒙学报》主笔汪甘卿。
“新裕”轮过茶山时，有些颠簸。严修就枕而卧，半夜，船长率茶房推门入，称有人要拼房，被严修婉言拒绝。三月三日半夜，“新裕”轮在大沽口停船。四日大雨中，船直接开到塘沽车站码头。听说每次进口不能靠火车站码头，多以驳船运行李。据称，这次船比往日快，又停在塘沽车站码头，是因为盛宣怀的公子在船。随后严修雇人将行李搬上火车，11点半开车，下午1点半到老龙头车站。
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津沪航线的轮船不断更新，光绪十七年（1891），招商局向英国订造“新丰”“新济”两艘客货轮，均为两层船舱，造价共5.35万英镑，于次年先后交船。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招商局又购“泰顺”“飞鲸”“遇顺”三艘轮船，其中“泰顺”“飞鲸”两条船航行津沪航线。1902年7月《大公报》刊登《长发栈出口轮期预报》：轮船招商局开往上海的有“海晏”“广济”“飞鲸”“泰顺”“安平”“新裕”“新济”七条船。另据1903年5月《大公报》刊载，又有“景星”“阜生”“甘肃”等新船，不仅有专行上海的，还有往广东的船。后来招商局又增加“海定”“爱仁”等船，可见津沪客运不仅繁忙，而且还不断延展。
津沪航线的开辟，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局等企业都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采购一些必要物资。此外上海、天津两地棉布商也互设分庄。上海有巨大消费市场，天津人开的饭店、戏院、京货店比比皆是。买办严蕉铭为浙江定海人，初任上海英商旗昌洋行轮船买办，光绪八年（1882）定居天津，历任全隆、禅臣、立兴洋行买办，成为闻名一时的宁波帮商人。井陉煤矿买办高星桥最初向轮船公司推销煤炭，后开辟上海市场，目睹了上海的繁荣，并借鉴黄楚九的大世界，开辟了劝业场的八大天，将上海滩的繁华模式引入天津。津沪航线还促进了两地的文化教育交流，洋务派在天津开办了各种新式学堂，其中北洋大学堂的二等学堂、铁路学堂在上海招生，培养了马寅初、秦汾、朱庭祺、钱永铭等著名江南才子。由于津沪航线的开辟，天津人也能较快地看到上海的报纸。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天津人订阅达400份。此后严复、王修植也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形成了维新派的南北呼应。而《国闻报》报道的消息及时、准确，经常为《申报》所采用。海派文人唐尊恒在天津谋生，其将所见所闻写成《天津竹枝词》发表在《申报》上，又让更多的人认识近代化的天津。
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筑成通车。往来于津沪之间客运轮船减少。但也有例外，抗战胜利之初，津浦铁路尚未畅通以前，旅客多取道海上，沪津航线客商众多。招商局将新接收的三艘护卫舰加以改装，命名为“锡麟”（原名大统）“秋瑾”（原名大经）“元培”（原名大纯），用以开行沪津特快班轮，自1947年4月下旬起，每旬对开3次，航程700多海里，仅需要50小时。
天津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城市记忆》节目（FM91.1/AM1386）
周一至周五14:00和21:30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