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些重要佚文、佚信的发现以及一些文体的重新界定，孙犁在1938年3月至1949年9月16日在晋察冀边区、延安解放区和冀中解放区时期的写作情况需要重新梳理，这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语境下真实的孙犁。以《孙犁文集》（补订版）附录的冉淮舟先生的《孙犁著作年表》和张金池先生的续编为基础，加之到目前所发现的佚文、佚简，笔者重新整理了《孙犁著作年表》（1938.3－1949.1），对孙犁的写作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从1938年春节后参加抗战到1949年1月16日离开胜芳去天津日报社履职，按写作日期计算，孙犁共写了189篇（部）文章。其中，文学类作品95篇，包括小说26篇、新诗7首、戏曲10首、文学散文5篇、文艺杂谈42篇、作品评论5篇，综合来看，文学创作48篇、文学评论（包括作品评论和文艺杂谈）47篇。新闻、编辑类作品52篇，包括特写18篇、通讯7篇、时评14篇、编辑杂记13篇。另有单行本9部。还有书信30封，讲课大纲1部，碑文2篇。
孙犁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字数差不多，但细究其时间分布可见，其文学评论主要集中在1941年至1942年。在此期间，他在边区文协作驻会干部，编辑《晋察冀日报·鼓》《山》《晋察冀文艺》。这两年，他还写了《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的课本 给＜冀中一日＞的作者们》，两本鲁迅普及读物《鲁迅、鲁迅的故事》《少年鲁迅读本》。从内容上看，这些杂谈、评论以及普及读物，大都是针对业余作者和儿童的。他的文学创作有三个高峰：1939年、1945年和1948年。在这三年中，他分别创作了叙事诗《白洋淀之曲》、小说《荷花淀》、小说《光荣》，这些作品皆是在从事编辑、评论工作以及下乡参与土改之余完成的代表作。
孙犁的小说是秉持“实录精神”的历史记录，艺术上精益求精。《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二》当初发表时，副标题是“白洋淀记事”而非“白洋淀纪事”。“记事”和“纪事”，有着细微的差别。“记事”强调对生活的简单记录，偏重文体的朴素和短小，多用于通讯；“纪事”侧重作品的纪实性质，强调作品来源于确实发生过的生活事实。两篇小说以“记事”为副标题，恰与孙犁早期小说的通讯记录风格一脉相承，更贴合其创作的实际情形。
孙犁的小说大部分都有原型。比如《光荣》和《碑》的故事和人物出处，孙犁在书信和回忆文章中都曾做了特别说明，以证明自己的作品并非虚构，更不存在所谓“客里空”的问题。有时孙犁会将听来的故事在保持小说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的艺术实验：或使用不同的文体，突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如一个流传于白洋淀地区的妇女抗日的故事，就被他写成了叙事诗《白洋淀之曲》和小说《荷花淀》；或将同一题材反复打磨，提升作品的艺术质量，如冀中地区一则关于“地洞”的传说，他先后写了《第一个洞》和《“藏”》，两篇作品内容相仿，但后者在艺术上更细腻，传统小说悬念设置方法运用得更加成熟。
有时孙犁还会将同一题材先写成通讯，而后又改成小说，以表现不同的主题。如《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了一则白洋淀妇女炸死三个日本兵的故事，孙犁就先后在《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战斗》和《夜渡》中使用了这一素材。前者是一篇尊重事实的通讯，后者则是一篇小说，他改写了结局，通过姑娘们悲壮的牺牲，展现了新一代妇女站起来的英勇精神面貌。
孙犁很早就表现出对诗歌的兴趣。在育德中学就读期间，他创作的小说《自杀》便以一首抒情诗作为结尾；而到了北平时期，他又发表了《我决定了》等诗作。在晋察冀边区，受田间及战地社其他诗人的影响，孙犁以叙事诗创作走进读者视野，成为边区有名的诗人，之后才开始小说创作。除了1943年有过一篇《大小麦粒》外，孙犁的新诗创作集中在1939年至1940年，其后他响应党的号召，探索抗战宣传中“民族形式”的运用问题，诗歌创作转向“戏曲”，创作了民间小戏（如《春耕曲》）、鼓词（如《民兵参战平汉线》）、歌词（如《翻身小唱》）等作品。
孙犁作为记者，写的最多的是人物特写，它们集中在1947年前后的土改期间。那时，孙犁一边编《平原杂志》，一边下乡参加土改。在写作中，他聚焦于普通农民在这一历史变革中的真实体验：有对之前苦难生活的痛苦回忆，有得到土地的喜悦，也有对满足当前生活，不愿儿子上前线保卫胜利果实想法的反思与悔悟。这些特写体现出来的观察和思考，显示了孙犁对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他的土改小说一起，构成他独特的土改叙事，在当代文学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光复唐官屯之战》等作品，是孙犁的战地通讯。在战场上，他目睹了战士们的奋不顾身与勇猛顽强，亲身体验了正经历着残酷战争的军民的聪明与智慧，笔下生辉。以至几十年后重读，他仍激动万分，不禁感叹：如今是否还能写出如此充满生命力的文字？
编辑是孙犁自1938年直至去世一直从事的职业。边区时代，他根据党的工作需要，编过作品集、文学杂志、报纸副刊以及文化杂志等，所写的发刊词、杂志辟栏说明、稿约、关于组织读者小组的启事、编辑后记等，既是他编辑工作的日常内容，也是他不断成熟的编辑思想的体现，又是他逐步形成自己的编辑特色的有力证明。从这些编辑杂记以及长达六十余年的编辑经历来看，孙犁是当之无愧的编辑家。因此，这些“编辑杂记”的价值不容小觑，它们是孙犁“报人”身份的有力佐证。重视这些作品，也是对历史的还原。
无论是文学创作、评论，还是新闻记者、编辑工作，孙犁都勤勤恳恳，紧跟时代，努力配合抗战需要，尽抗日战士的职责。晚年，他强调自己革命者和战士的身份，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