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读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被书中“反割头税”斗争的精彩桥段所吸引，不仅反复读过多次，还就不解之处向曾在新安县税务局任职的长辈请教。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最终选报了财政专业，毕业之后又做了四十多年的税收教学与研究工作，回想起来似乎与年少时的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近日重读《梁斌散文全集》，发现其早期作品中涉及捐税问题的篇章占比颇高。在梁斌1933年上半年发表的五篇杂文中，有四篇内容聚焦于揭露捐税制度的时弊。
是年3月18日，梁斌在《大公报·天津版》发表题为《读了〈如此农村〉以后》的文章，写道：“十数年来的战乱、捐税、灾荒和高利贷的剥削，几乎只留给整个中国农民以饥馑。他们日以继夜地劳动，经过捐税、地丁、高利贷等的剥削后，到年终结账的时候，还落得个债台高筑。”
6月4日发表于《世界晚报》的《从蜂群说到中国社会》一文，又论及税负转嫁问题。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税那个税，直接间接转来转去，还是转到农民身上。”
6月下旬，梁斌在《世界日报》发表《时代中的牺牲者——乡村少女》一文，将视野扩展至国际层面，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关税不能自主，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皆可挟商品来华销售，使中国变成倾销商品的国际市场和“次殖民地”。同日，他还在《世界晚报》发表题为《“救灾”和“做灾”》的文章，揭露捐税名目繁杂、附加税超过正税，以及大灾之年仍大肆预征税款等苛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上述作品发表的时间正值“保定二师学潮”过后，梁斌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伴“漂泊”到北平后加入“左联”，居住在简陋的寓所中努力写作，靠微薄的稿酬艰难度日的那个时期。
当时年仅19岁的梁斌，在“保定二师”就读时学的是教育学，专业背景与经济学无关，为何能对属于经济学范畴的捐税问题作出如此敏锐的观察、准确的分析，并发表深刻的见解？答案就藏在这部《梁斌散文全集》中——书中文字，依稀折射出作者的人生历程。
当我读到该书的第六辑和第七辑时，发现梁斌在就读于“保定二师”期间，已系统学习过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到北平后，他又研读了《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等著作，并曾帮助一位身为“老同盟会员”和“开明人士”的亲戚学习社会科学与政治经济学。由此足见，彼时的他已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科学知识储备和经济学理论基础。更何况，他16岁时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撼冀中大地的“反割头税”斗争。
由此可见，当时的梁斌已对旧中国捐税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与切身体验，他正通过勤奋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迅速成长、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