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的巷子里住着一位姓陈的先生，他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永远只点着半盏油灯。灯火如豆，在窗纸上映出个模糊的影子。陈先生的屋子里除了一张矮几、两个蒲团外，最显眼的便是墙上挂着的一幅空白画卷。常有好事者问：“先生，这画上怎么什么都不画？”他便捻着稀疏的胡须笑道：“画满了，还怎么看山看水？”听者多半讪讪而去，觉得他是故弄玄虚。
我和陈先生相识在一个雨天。那时我正赶上晦气事，撑着油纸伞在巷子里乱转。他的屋门虚掩着，半盏灯火在雨气中摇曳，我鬼使神差地叩响了他的门环。屋内的矮几上摆着个粗陶茶壶，壶嘴冒着丝丝白气。陈先生盘腿坐在蒲团上，正在剥一盘盐水毛豆。豆壳在他指尖发出清脆的迸裂声，一粒粒碧绿的豆仁跳进白瓷碟里，颇有几分禅意。
“年轻人，心里有事？”他没抬头，声音却像穿过雨幕传来。我怔了怔，突然觉得满腹话语都有了出口。从恶人的刁难讲到同僚的八卦，越说越激动，最后竟把伞骨往地上一戳。陈先生这才抬眼，目光却落在我那把滴水的伞上：“伞不错，湘妃竹骨，油绸面。”说着他递来一杯茶：“喝口茶，把伞收好。”
后来我常去陈先生那里小叙，发现他虽清贫，日子却过得极有章法——上午临几页《灵飞经》，午后在檐下打盹，傍晚必定要对着那幅空白画卷发会儿呆。最令人称奇的是，每逢农历初七，他定要焚一炉香，然后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看着香烟袅袅上升，最后消散在房梁之间。
有一回我忍不住问：“先生看什么呢？”“看心。”他指着即将消散的烟痕，“你看它，明明空无一物，却能随物赋形。绕梁时像游龙，穿窗时似飞凤，最后散入虚空，又回归本来面目。”我似懂非懂，却记起小时候在乡下，邻居说“心像天上的云，看得见摸不着”。当时只觉得是老人家的糊涂话，如今想来，竟与陈先生的意思暗合。
某日巷子口来了个卖菊花的。板车上堆满各色菊花，金黄的状元红、雪白的玉玲珑，还有罕见的绿菊。街坊们争相购买，摆在门前。唯独陈先生的小院空空如也，只墙角有几丛野菊，开得零零落落。卖花人觉得奇怪，特意挑了两盆上好的“金背大红”送上门去。陈先生正在院子里扫落叶，见了他只摇头：“我这院子小，容不下这么贵重的花。”
“您老客气什么，又不收您钱。”卖花人硬把花盆往石阶上一放，“摆着多喜庆！”陈先生忽然笑了，指着墙角那几株野菊：“你看它们，没人浇水施肥，自己就知道向着太阳转。你要给我这‘金背大红’，我还得记着早晚搬进搬出，冬天要入暖房，夏天要遮阴棚——”他顿了顿，“一盆花变成一个主子，这买卖不划算。”
冬至那天，陈先生染了风寒。我去看他时，他正裹着旧棉被喝姜汤，墙上那幅空白画卷不知何时多了点儿墨迹——像是无意间溅上的，又像是有意为之。“添笔了？”我故意问。他咳嗽两声，眼里却含着笑：“昨儿夜里听见雪打窗棂，一时手痒。”我凑近细看，那墨点不过指甲盖大小，边缘还有些晕染。可奇怪的是，越看越觉得里面藏着千山万雪。忽然明白他这些年对着空白画卷在看什么——不是在等一幅画，而是在看自己那颗不着一物的心。
开春时，陈先生走了。整理遗物时，我在矮几抽屉里发现一沓毛边纸，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心若容器，空则能容。世人总恨不能将三山五岳都装进去，殊不知装得愈多，愈显其小。我留半盏灯，是要记得光明不必满室；挂空白画卷，是为让心有处可栖。尘世如潮，心要做那潮中的礁石——看着浪来浪去，自己却始终知道，水面下的部分从未沾湿。”
最后一页纸上画着个圆圈，墨色浓淡相宜，像是月儿盈亏的某个瞬间。底下题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