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1917年在天津期间所拍摄的部分照片。
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她不仅滋养着这座城市，也塑造了天津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然而，在现代治水体系尚未完善之前，海河的桀骜不驯曾给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带来无尽的苦难。频繁的洪水不仅重塑了天津及周边地区的地理格局，更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天津的河海文化
古籍中的洪灾印记
天津的城市建设自古便与防洪抗灾息息相关，街巷的布局、桥梁的修建、排水系统的演进，无不与海河的水势变迁紧密关联。人们习惯了依水而居，又不得不时刻提防水患，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适应策略。例如，许多老天津人对天象变化格外敏感，农商在规划经营时总要考虑汛期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民间信仰与节庆活动中也常见祭祀水神、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仪式。这种对洪水的敬畏与适应，逐渐渗透进天津人的集体意识，使得他们既依赖水运带来的经济繁荣，又深知水患无情的现实。
在海河流域的文学作品、口述历史与地方戏曲中，洪水的记忆被代代相传，那些关于灾后生活、团结互助的故事，塑造了天津人坚韧乐观的性格。在20世纪前半叶，天津因水患而变迁，1939年的特大洪水更是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灾难，使无数家庭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治理海河，修筑堤坝、分洪工程，才使这条曾经桀骜难驯的河流逐渐归于平稳。
关于海河洪水的描述，在许多古籍和文学作品中均有体现。《天津县志》中便有关于清代海河水患的记载：“河水暴涨，民居皆为泥泞，舟楫可行，然流民满野，呼号震天。”而《天津竹枝词》中写道：“水退泥深路难行，菜肆鱼铺市渐成。”
清代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呈现了京畿水患，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海河流域的水患。《红楼梦》中贾府的兴衰就与河流水患的治理息息相关，从现实看，贾府所在的地理位置靠近滹沱河，而滹沱河的下游正是经过子牙河汇入海河水系，也是一个易受洪涝影响的地区。贾宝玉曾引用苏轼的词“雨歇天青云破处，此时水退看天光”，也说明他可能经历过水患的影响。
生于华北平原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亦有对水灾的详细描述。例如，《水灾》一篇中写道：“雨连月不霁，洪水滔滔，屋舍尽没，乡民或浮水求生，或攀高树而居。”《聊斋志异》中的另一篇故事《恒娘》也涉及水灾：“夜半风雨大作，洪涛直逼村舍，鸡犬皆浮，众人惶急无措。”此外，《商三官》中亦写道：“洪水暴涨，田禾尽毁，民不得食，唯盼天恩降止。”蒲松龄在这些故事中不仅描绘了水患的惨烈，也表达了当时百姓对洪水无可奈何的哀叹。
现代作家笔下的苦难与坚韧
民国期间，天津发生了几次严重的洪水灾害，其中1917年那次洪水时间超长、影响甚广，涉及直隶地区约4万平方公里，波及103个县，超过625万人流离失所。天津到保定之间的地区受灾严重，许多村庄被淹没，农田被毁，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那时候，出生于天津的戏剧大师曹禺刚满7岁，这场洪水带来的灾难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917年海河流域发生的那场罕见的特大洪水，据当时《申报》记载：“查水之始至也系在夜半，顷刻之间平地水深数尺，居民或睡梦未觉，或病体难支，或值产妇临盆，或将婴儿遗落，老者艰于步履，壮者恋其财产，致被淹毙者实已有二三百人，而其逃生者亦皆不及着衣，率以被褥蔽体，衣履完全者甚属有限。”天津位于海河下游，河系支流众多，每到夏季汛期来临的时候，各条河流同时涨水，而入海口的位置却很小，水又不能及时排出去，从而形成海河流域一带的洪涝灾害。而这一年雨季来得比往年更早，暴雨几乎连下了两个月，河床被抬高了好几丈，从7月底开始，海河各水系开始泛滥，相继决堤，一时间天津城内和周边县城相继被淹没，农田房屋被摧毁无数，流民只能四散奔逃。最可怕的是直到秋天洪水还没有退去的迹象，数十万的天津贫民和从周边县市涌来避难的十二万难民，只能生活在仅有的几处没被洪水淹没的高地上，人们抢出的生活物资都狼狈地堆在一起，因为夏天的潮热而蚊虫滋生，周围的水里漂浮着各种杂物、垃圾、粪便、动物尸体甚至死人尸体，到处都臭气熏天、哀鸿遍野……
更可怕的是，到了10月下旬，天气突然转冷，水灾的惨状还未好转，严寒又来雪上加霜，以至于到了冬天，街上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惨状越来越严重，冻饿而死的人不在少数……这个景象深深地刻在了曹禺幼小的心灵中。
曹禺在访谈录中回忆道：“我记得有一年，天津发大水，到处都是穷人的窝棚，半夜里就听到穷孩子的凄厉的叫声，目睹那种惨景，至今都不能忘记。”
这场大灾一直持续到第二年都没有彻底好转，入冬后穷人们的日子更加难过，冻饿而死的人越来越多，对曹禺心灵的冲击也愈发强烈。有一天，父亲万德尊兴起把曹禺唤到身边教他作诗，父亲说：“以你印象最深刻的场景为题作诗吧！”曹禺冲口而出：“大雪纷纷下，穷人无所归……”父亲夸奖他说：“不错，很有些见解。”童年时期所经历的这场严重的洪灾让曹禺的悲悯情怀更加厚重，他在此后的戏剧创作中所展现的对底层人民的深刻共情和悲悯，在他童年的经历和性格中便可见端倪。
曹禺说，水患之下荒凉破败的惨状，都是之后启发他创作《原野》的印象。《原野》虽然是一部充满着现代主义想象的作品，但它创作的最初动因，很难绕开曹禺在童年时期经历那场大水灾时所见的景象和内心产生的强烈震撼与悲悯。
另一位曾短暂在天津生活的作家老舍也对天津的水患记忆犹新。他1921年来南开中学任教，1924年又去英国伦敦东方大学担任中文讲师，这期间他回忆起天津生活，满怀情感地写下了《赵子曰》等作品，《赵子曰》中有很多地方描写了天津的风土人情，光是提及天津的具体地点就有十数处。其中提到：“海河水势大涨，街巷中水流横行，老百姓纷纷挽起裤腿，在积水中艰难行走。”后来在《牛天赐传》中，他又描绘了天津下层人民如何在洪水中挣扎：“雨下了三天三夜，巷子里的积水已经没过膝盖，孩子们泡在水里玩耍，而大人们却忧心忡忡，不知水何时才能退去。”可见，在老舍的记忆中，老天津卫的生活方式正是在与水患的抗争和共存中展开的。
无独有偶，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这样认为。1920年，张恨水担任天津《益世报》的驻京记者，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自然对天津的情况有所了解，他在小说《啼笑因缘》中提到：“水淹过了街面，小贩们撑着木筏兜售馒头，老百姓拿着瓢盆接雨水，这已经不是灾难，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在《金粉世家》中，他也描述了洪水之下富人与穷人的不同境遇：“达官贵人纷纷乘船转移，而贫苦人家只能站在房顶等待救援。”
上世纪30年代与张恨水齐名的通俗小说家刘云若是天津的本土作家，他对天津这块土地和天津人的理解更可谓是入木三分。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天津的市井风情，还深刻描绘了普通市民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起伏。他总是不经意间将天津的社会风貌与世情人心刻画结合在一起，使读者在感受故事情节的同时，也能窥见天津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
在他的笔下，天津的水患并非单纯的灾难，而是与百姓生活紧密交织的日常。他在作品中写道：“天津每逢雨季，水满街巷，市民乘木盆渡路，孩童嬉戏其中，宛如水乡。”这一场景既透露出天津人应对水灾的从容与幽默，也映射出城市独特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河海传奇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海河水患频繁，因此当地老百姓在长期与洪水的斗争中，形成了乐观坚韧、不畏困难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仅体现在他们应对灾难的方式上，也深深融入了天津人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信仰之中。
《清稗类钞》中曾记载：“天津民间有拜水神之俗，逢洪水肆虐，必焚香设案，叩首至诚。”《燕都杂记》也提到：“庙前往往置木牌，上书‘敬谢龙王’，盼洪灾止息。”
在传统民间信仰中，天津人格外敬奉龙王、妈祖和关帝等神祇，期望这些水神和守护神能够庇佑他们渡过水灾。例如，蓟运河沿岸的龙王庙、海河码头的妈祖庙，以及各地水神庙的香火旺盛，便是天津人对水患敬畏的体现。同时，在许多天津的传统庙会和民俗活动中，祭祀水神、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也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到了当代的网络小说中，天津历史上的水患、河海文化以及水神信仰依然是极具吸引力的文学要素。以天下霸唱的《河神》系列为代表，众多作品都将海河的历史背景与神秘文化巧妙结合，赋予天津这座城市一种独特的传奇色彩。
《河神》系列小说广泛涉及天津的水患史，尤其是围绕“水神庙”“漕运祭祀”等元素展开故事情节。小说中的海河不仅是一条水脉，更是一条承载着天津历史、文化和神秘传说的“故事之河”。
与此同时，天津的水文化在许多现代网络小说中也被赋予了新的解读方式。一些作品不仅关注水患带来的现实困境，还融入了各种民间奇闻。
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民俗还是现代网络文学，天津的水患史始终是极具魅力的文学主题，这些元素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极富感染力的故事载体。
文学不仅是现实的镜像，更是历史记忆的载体。从古籍到诗词，从近现代小说到当代网络文学，天津的海河洪水记忆在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些文字不仅让后人得以窥见历史的洪流，也使得海河水患的记忆成为天津文化的重要部分。天津的水脉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也承载着世世代代居民的命运起伏，而文学正是记录这一切最生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