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知实篇》说：“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殡于五甫之衢，人见之者，以为葬也。”
孔子三岁的时候，他的“以勇力闻于诸侯”的英雄父亲叔梁纥就去世了。到他十七岁时，年轻的母亲颜徵在也去世了。由于孔子是父母“野合”所生，母亲为了保护他那弱小的心灵不受伤害，让他有尊严地健康成长，很少和他谈及往事，也没有告诉他父亲的墓地在哪里。
孔子在母亲去世后，决心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因此，他先把母亲临时安葬在一个名叫“五甫之衢”的地方，制造了“人见之者，以为葬也”的假象，同时，设法多方打听父亲墓地的具体位置。
“五甫之衢”，被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写为“五父之衢”。唐代学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五父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据此，人们知道五父之衢是春秋时期鲁国都城曲阜内的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除此之外，关于这个地方，历代学者都没有更多的注解。
编年体史书《左传》，曾多次提到五父之衢。比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说，贵族季孙宿为了削弱鲁国王室的势力，决定“作三军”，就是把王室的军队一分为三，由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大贵族各自掌控一军。主意打定后，季孙宿等人“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意思是到鲁国国君鲁僖公的庙门前立下盟约，并在五父之衢诅咒、发毒誓。
又如，《左传·定公六年》记载：“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这里说的是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为了控制鲁国的政权，胁迫国君鲁定公、掌权的贵族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均为鲁桓公的后代）以及国人在周社、亳社订立盟约，并在五父之衢诅咒、发毒誓。
由此可见，五父之衢不仅是交通要道，而且是发起恶毒之誓的场所。当代学者何新认为，“五”和“午”“恶”通假，意为忤逆、憎恶。“父”即“夫”。“五父”即“忤夫”“恶夫”。五父之衢实际上是鲁国人心目中的不祥之所，是诅咒违约者不得好死的凶地。
孔子选择在五父之衢临时安葬母亲，一来是因为这里人流量大，消息易于集散，可以更快地打听到父亲墓地的处所，二来是因为颜徵在出生于平民家庭，这处发毒誓的凶恶之地，也许恰好可以映衬出她的身份之卑微。司马迁指出，孔子这么做，体现了他的少年老成、办事谨慎之处。
孔子寻找父亲墓地的消息，很快便有了回应。一位老奶奶说，她的儿子輓父是职业拉灵车的人，知道叔梁纥安葬在什么地方。最终，孔子完成了把父母合葬在防山的心愿。防山是曲阜城外以东一座形似笔架的山峰，在那里，叔梁纥与颜徵在这对年龄相差半个世纪多的苦命夫妻，由于儿子的“撮合”，得以在九泉之下再续前缘。
孔子执意要把母亲和父亲合葬在一起，是为了给母亲争一个名分，以此报答她的养育之恩。由于父亲早逝，他和母亲失去了士族家庭的庇护，被迫从故乡陬邑迁往曲阜城内的一条小巷子中谋生。
孔子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说这句话时，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正是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的点点滴滴。地位卑微的母亲，为他撑起了朗朗晴天，使他茁壮成长，教他知书达理，再苦再累一个人扛。大概是操劳过度的缘故，母亲在三十多岁的年华便离他而去了。他深知母亲所遭受的不公和委屈，所以，他要为母亲争一口气，让她和身为士族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他做到了。
同时，孔子也是在为自己争一个名分。他要让世人知道，他是鲁国大英雄叔梁纥的儿子，而不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野孩子”。他要弘扬士族的精神，在乱世之中发光发热，为世人开辟一条通往光明彼岸的大道。他同样做到了。
孔子葬母，是与过去作别，也是向未来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