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红学大家周汝昌，人们皆知他燕园求学、名动学术界的传奇，却少有人知晓，他的文化根基与诗人气质，深深植根于海河右岸的古镇咸水沽。从漕运起家的商贾，到亦商亦儒的乡绅，周氏家族独特的家风与咸水沽深厚的“海下文化”，共同铺就了这位大学者的成长之路。
河海要冲 古镇咸水沽
古镇咸水沽是天津卫七十二沽中主要的重镇之一。咸水沽镇历史悠久，是海潮冲击泥沙淤积而成的退海之地。据《津南区志》《咸水沽镇志》所载，上溯至春秋时期，隶属燕国上谷郡，汉朝时属章武县管辖。隋唐时期划归沧州府乾符县，宋时又归沧州府清池县。镇内的老海河是宋辽两国的界河。明朝时才出现了咸水沽镇的名字。那么“上古”时的咸水沽究竟是何名讳呢？清光绪年间《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地理通释》河间之‘豆子 ’今咸水沽也，东去海四十里，地斥卤，广数十里，宋时置戍，守于此。”
咸水沽镇的先民以煮盐、捕鱼为生。其境内有兴国和富国两盐场，这“咸”字应是与斥卤之地出产盐有关，但居民饮用的河水绝对是甜的。
明清时期，因咸水沽镇背靠海河，漕运业相当发达。清时引御河水（南运河），开凿引河，开始大面积种稻，那就真正成为鱼米之乡了。
九河下梢的海河被称为津门的母亲河是当之无愧的，咸水沽镇是当初海河入海的必经之地。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其漕运事业应运而生了。咸水沽镇居民相继养起了大海船，内河航运的“对槽”和“小帮摇”等船只，做起了河海运输的生意。“对槽”“帮摇”多得不胜枚举，出海的大船就有“楠木底、大酒篓、双梯子、小烟牛”等。这些船只怪名的由来，是船只营造完毕，下水前，大人小孩给起的绰号。有大船就得有装卸货的水旱码头。当年仅镇内就有：祥发码头、东昌码头、同和码头、天泉码头、庆发永码头等。
东昌码头属于“东昌号韩家”，是个“养大船的”的大户，住的是瓦房，就叫东昌胡同。东昌韩家其实并非仕宦名门，书香家世，只是一户“养大船的”。津门海河一带，较为富裕能以置“产”的人家，大抵此种出身（例外也有，是很个别的）。
东昌号里有个叫周锐的伙计，后来给韩家船上“管事”，然后自己有了船，发了家，在咸水沽西头一带成了“望族”。周锐有个弟弟叫周铜，周铜正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祖父。
周氏家族因漕运而兴盛
周家靠养海船积攒下家业，至清末到鼎盛时期，成为咸水沽的大户，分北院、东院、西院，总称“同和号”。养“登悠”“水梯子”“五百石”三艘出海大船。贩运粮食、木材，以及生活用品。
周家的“同和码头”是咸水沽最出名的胜地，海船货物，粮食木材，吞吐量很大，而且有几百年的古柳，苇塘一望无际，夕阳照着帆樯，影子卧在河水上。从大沽通天津的洋火轮（即轮船）经过同和码头时，火轮上的外国人常拿着“相匣子”（即照相机）照柳树和园子里爽秋楼的景致。
据说，周家下到海河里的大船，启航时“起锚”“立桅”“缴舵”“扯篷”都要有人领头喊号，众人应呼。立桅杆时喊者高声大喊“大将军八面威风，船头压浪，船后顺风，大吉大利，平安航行。”号子中所说压浪、顺风，在当年咸水沽东头观音庙就有“压浪”“顺风”二神。
每年大船出海，都需过了农历二月十九日，传说这天是观音娘娘的生日。启航仪式相当热烈，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行驶到咸水沽东头观音庙（俗称老母庙）时，都要举行参拜仪式，祈求观音菩萨保佑出海平安。
这些大船装满本地出产的稻谷、蔬菜，运往东北营口，沙河子（丹东），南方运到江浙一带。回来时，又把当地的特产运回天津。
清嘉庆年间，樊彬的《津门小令》写道：“津门好，海舶立桅樯。风利一帆官豆送，日行千里客粮装，岁岁赴牛庄。”这牛庄就是当年的营口市。
那时的大木船没有汽轮机之类的动力，全靠桅杆篷帆乘风破浪。入冬海船回来后，要在船坞修缮，用铁把锯、桐油、麻刀捻船，以防出海时渗漏。
周祜昌（周汝昌兄）先生于此曾有诗作：
两院南门对码头，“闹鱼”高耸数里收。
自从风折旗杆后，噩报击沉“大灯悠”。
“闹鱼”即是大桅杆上的风向标，自从大风把桅杆吹断后，那艘叫做“大灯悠”（又唤作“登悠”）的大船就沉船覆于水底了。可见当时大海行船遇上大风浪是相当危险的，船只沉没、有去无回的罹难事件屡见不鲜。
养船户除了出海运货至外地，还有内河运输，主要是“对槽”“帮摇”小船。运送粮食，瓜果蔬菜到天津市内法国桥（解放桥）、东浮桥等处，再捎回日用品回咸水沽。这些船只，靠桅杆篷帆、橹和挽枪子撑船行进。
周汝昌先生也曾赋诗赞当年海船漕运之盛况：
其诗一
帆影钟声七二沽，桃堤柳埭画难图。
津门风物真无价，赏遍寰区总不如。
其诗二
旗飓桅樯集万艘，碧溟漕运溯元朝。
天妃庙貌依稀在，金鼎香烟绕绣袍。
诗书文脉孕育红学大师
周铜续写有《周氏族谱》，时间是从明末至晚清。据族谱记载，周家是在明朝末年崇祯时期，自安徽桐城避患北方，在天津海河之畔咸水沽镇落籍。始祖周瑚是一位读书人，可却未考取功名。周铜的曾祖父周文选也是颇有才华，在四里八乡颇有声名，但也是屡试不第。周铜的父亲周克友在咸水沽镇曾办团练，成绩斐然，功在乡闾。后来经僧格林沁保举，朝廷恩赐昭武都尉。周家除了养大船贩运货物，还在镇内开办“同和粮行”“烧锅（酒厂）”、木铺等，又在镇外购买田亩从事农耕，人称“同和小庄”。
周铜的胞兄周锐亲自随海船出海，将家业交与周铜照管。对周铜资助咸水沽镇的花会、购买名人字画，非常支持。周铜一生酷爱艺术，书画成绩，名闻乡里。尤其爱戏曲演唱、民间花会的表演。由他提倡、资助创办了咸水沽镇同乐高跷老会、龙灯会、法鼓会。他创新花会，借鉴戏曲表演，从而丰富了花会的演技。周铜科场失意，后捐了一名“同知”的官衔。以家居海河之畔的优势，借用了老海河的天然景致自建了周氏花园。楼台亭阁、小桥流水、奇花异草、名人字画、鹿鸟动禽应有尽有。张伯驹、顾随、寇梦碧等诸位先生均有诗词贺咏。在园中的爽秋楼魁星阁上还可以望见渔民在老海河捕鱼的场景和咸水沽秋天“枫红芦白”的景致。
周汝昌先生的父亲周景颐，是清末科秀才。一介文弱书生，不善经营漕运海船、店铺生意、农田稼穑，只是勉强维持而已，但他却乐善好施周济穷困乡邻，赢得了众口皆碑的赞誉。四里八乡合村共议，为周家献上了“硕果苞桑”的巨幅匾额和“智深勇沉”的银盾，以表示崇敬的情怀。
1939年海河水患淹没了天津城乡，咸水沽镇也未能幸免。周景颐于自家不顾，立即召集镇里的乡绅、居民代表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会议决定，镇里多方筹资开设“粥厂”以解冻饿灾荒。“粥厂”按家、按户、按人口数目发放“粥牌”，每天分两次舍粥。每次领取的无论是米粥或棒子面糊，稀稠程度都能插住筷子，确实解决了百姓的饥饿。
周景颐虽然对晚辈要求甚严，但非常尊重他们个人对前途的选择和喜好。支持他们购买书籍和乐器，支持他们学生意或深造求学的个人理想和追求。
周汝昌先生亲兄弟五人，震昌、祚昌、泽昌、祜昌、汝昌。弟兄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才，大哥震昌弹得一手好风琴，二哥祚昌因善吹箫，外号“老箫”，三哥泽昌拉得一手好京胡。四哥祜昌则是演奏三弦的高手。
周汝昌先生更是文艺爱好者的佼佼者，民间法鼓、曲艺大鼓、戏曲的文武场面，尤其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校方的京昆剧社，以小生的行当粉墨登场，文饰《春秋配》的李春发，武演《虹霓关》的王伯当，昆曲演过《夜奔》的林冲。
周氏兄弟五人，继承了祖辈的文艺爱好，延续了艺术家庭的文脉。所以周家是世代书香、文武兼备的家庭。周汝昌先生就是在这样传统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他以后所形成的诗人的气质和文化信仰也是有很深影响的。
周汝昌先生正是在海河边老屋的藤荫下与四哥周祜昌先生手抄《石头记》甲戌本，搜集一切与《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有关的文献资料，准备撰写《红楼家世》一书——这就是日后轰动海内外的《红楼梦新证》的雏形。周氏兄弟也因此走上研红道路，而咸水沽这座海河右岸的小镇在中国红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周汝昌与海下文化的渊源
周汝昌先生的求学过程是异常艰辛的，在失学期间，为了疏解自己苦闷的心情，他在家乡海河边的陋室里与老师顾随先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这段时间也是他诗人气质形成和学术研究独树一帜的一个重要阶段。
周汝昌先生还特别提出了“海下文化”这一概念。海下文化指的就是旧时从天津卫三岔河口，沿海河有一条海大道，途径津南咸水沽、葛沽等地，一直到大沽口，旧称海河南岸的村镇为“海下”。那时咸水沽的百姓称“上天津”“下葛沽”，这上下和我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密切相关，故此该地域的民风民俗也称“海下文化”。我曾多次撰文提及周汝昌先生与海下文化的渊源关系，而“海下文化”又是天津河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海文化孕育了咸水沽周氏家族，周氏家族因海河而兴盛，也彰显了海河右岸诸村镇的人杰地灵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海河是天津的命脉，它的盛衰兴替，它的澄洁污浊，它的风光物象，它的一切，都直接而深切地关系着津门沽上的美好与否，兴隆与否，忧否喜否，赞否叹否。纵观百年红学史，有些研究者忽略了周汝昌先生青少年时期在家乡的成长及经历，这是有待于商榷的。周汝昌先生与海下文化的关系，周氏家族与河海文化的渊源，以及周汝昌先生的求学过程和研红起步，都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一个人个性的形成受家族、家风、教育、境遇等等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领悟周汝昌先生的诗人气质、红学研究、治学观点及方法，应着重梳理其家族史与天津河海文化的传承脉络。周汝昌先生有很深的乡土观念，通过他对家乡深厚的眷恋之情，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始终坚守文化信仰，坚持文化自信，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天津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城市记忆》节目（FM91.1/AM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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