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最响亮的文化名片是“中国运河之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欲北上伐齐、称霸中原，为解决军粮和辎重运输问题，利用长江与淮河之间水域众多的自然条件，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河段，把长江与淮河贯通了起来。这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河段。淮安因在邗沟北边，得地利而兴起，成为最早的运河名城。隋代前期，邗沟常淤塞，605年，隋炀帝疏通扩大邗沟旧道，以利行船。中国的漕运自隋唐始兴，是实现全国资源调配的重要手段。漕运兴，淮安荣。隋唐宋三代，“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淮安有了大量国际贸易，并专设接待外国使臣的驿馆和官员。1218年，忽必烈下令开凿济州河，后开凿会通河与通惠河，运河自此由淮安经山东直抵北京，中国大运河始称京杭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历经邗沟、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三段，淮安完整贯穿了运河发展史。元代淮安的屯田户数和亩数为全国之最，大量漕粮进京，遂称“天下粮仓”。明清时期，淮安是中国大运河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粮转运中心、漕船制造中心、盐榷税务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自古水是“风水”，水运到哪儿，哪儿就丰肥，如果说，天然水运属于一个地方的天赐好命，那么，人工运河大概属于改命了。这不是逆天改命，而是顺天改命；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跟自然商量好的。有了和谐关系，人与自然才能互济共生。运河沿岸地点的数次改道和更名，正如朝代的更迭，而运河的建设，却是一以贯之的国策。天时地利选择了淮安，运河成为淮安无可辩驳的存在，天然地合理地眷顾着淮安。以运河为主线，淮安的水域星罗棋布，正像一个棋盘，而运河的开凿与不断迭代的连通，正是人对自然所下的一盘大棋。
淮安是漕运总督的驻地，史上著名的漕运总督有史可法、林则徐等。淮安也是河道总督驻节时间最长的地方，著名河道总督有潘季驯等。这些与运河相关的重量级历史人物，更增加了淮安的重量。2025年似乎是我的“水年”，我一直在关注江河；当我春天在浔阳江流域行走时，也留意到了潘季驯这个名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当我三个月后在淮安的运河史料中再次看到这个名字时，才确信他的非凡不是偶然。潘季驯，明朝中期官员、水利学家，四次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是明代为官治河最长者，以功累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显然是一位专业型领导。潘季驯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和“蓄清（淮河）刷黄（黄河）”以保漕运的治运方略，发明了“束水冲沙法”。他主张加筑洪泽湖东岸高家堰，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坝；又束淮入清口，使二水并流入海。两河工成后，河道数年间无大患。工程不用反反复复，这个专业型领导果然不一样。潘季驯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名字。
淮安的清江浦乃运河交通枢纽，堪称“南北襟喉”，相当于水陆换乘的交点。作为古代的水上物流生命线，以淮安为界，运河以南和以北的漕运能力是相当悬殊的。所谓“南船北马”，是指江南累累货船行至清江浦后，便无法继续北上，必须改为车马陆运；而北方的车马抵达清江浦后，则只能换乘船只，继续水运南下。所以，淮安当年的人气可想而知了。历史上的淮安是见过大世面的。清朝时，连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了淮安都惊叹：“巨大的城市，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两淮盐场曾是明清最大、税收最多的盐场，河下古镇见过的盐，可能真比此地人吃过的米多。淮安钞关曾是明清最大的钞关，负责收缴往来运河船只的赋税，淮安板闸见过的银子，想必也是比雪多了。
如果有风水，运河之于淮安，这就是风水的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