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伪当局的一次次威逼利诱，他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展现出刚烈的民族气节。”
“他‘隐居’在天津，亲自种菜、腌制酸菜、制作大酱，保持着东北人的生活习惯，尤爱酸菜饺子与酸菜白肉。”
近日，《天津五大道近代建筑群张作相旧居外檐保护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8月版）》获批，记者专访被称为“行走的五大道百科全书”的金彭育先生，听他讲述“辅帅”张作相在津往事。
家属化装到津 曾有多处房产
得知如今重庆道4号的张作相旧居要进行修复，80岁的金彭育还专门骑车去看了一趟。他告诉记者，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自己曾系统考察过五大道范围内所有的小洋楼，当时还拍摄了照片，可惜一时找不到这栋旧居的老照片了。
“我时刻关注这里的变化。”金彭育介绍，他仔细看了发布的方案，也看了记者手机拍摄的现在张作相旧居的局部介绍，顶部有一扇门，“原来可能是有一座阁楼的。”说起这座旧居，金彭育曾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有很多是来自张作相第九子张廷信的亲身经历。
“其实他最初来天津时，先是住进了当时的法租界。”金彭育介绍，根据张廷信的介绍，1931年10月，张作相的家属化装后由吉林转道锦州赴北平，不久即转来天津安置。张作相初到天津时，借住在法租界的一所宅子（今赤峰道101号）里，“宅子的主人，可能是张作相在东北时的部下或朋友。”
这所宅子后来一度成了大杂院，“我当年走访的时候，老街坊们说那里还一度住过常氏相声家族的人。”金彭育说。
差不多1年，张作相就在英租界剑桥道（今重庆道4号）买下了这所西洋集仿式楼房。1933年3月8日，张作相辞职来津后多数时间都居住在这里，直到去世。
张作相生活俭朴，居津期间，要养活全家数十口人，经济上压力很大。张作相很少接触烟酒，不爱听戏，其他娱乐也几乎没有，最大的嗜好就是每天起早在庭院花坛中施肥、浇水，每天侍弄花草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当时重庆道寓所的花园中有很多植物，如海棠、葡萄、枣树等。
张作相在津还曾有其他房产。一处在今澳门路10号至22号，其中14号原来是汽车库，10号和12号、16号和18号、20号和22号，是三处六座连体楼房。另一处在今成都道与湖南路交口处，现门牌号为成都道37号和湖南路2号至14号。
拒绝日伪 家里窗户下被安放炸弹
张作相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关系亲密，也威望极高。张作霖被炸死后，张作相坚决“辅佐”少帅张学良而被尊为“辅帅”。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在关内抵抗日军，但由于各种原因，东北军节节败退。正是因为这样的威望，张作相也成为日伪极力拉拢的对象。
据说，日军想让张作相做傀儡，开出最大的条件是把当时东北三省的政权都交给他管理，还派轮船到津来接，但遭到了张作相的断然拒绝。根据张廷信对金彭育的讲述，彼时，日本人让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作相的“金兰之交”张景惠来游说，于是张景惠派遣伪满财政部次长洪维国同日本顾问来津，张作相回答：“我要是想当官，就不到这里来了！”事后，张作相依旧愤恨不已：“我是中国人，我还得给子孙留点德行呐！”
遭到张作相的拒绝后，洪维国在天津日租界发“号外”，声称张作相已离开天津、倒向日本。金彭育说，当时洪维国散布谣言的同时，张宅的窗户下还发现了两枚炸弹，威胁之意不言而喻。
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曾让伪华北政权傀儡王揖唐在北平设宴，目的是拉拢当时在野政要。伪天津市市长温世珍也多次到张宅来，张作相坚决回绝。身边有人劝“辅帅”态度不要那么强硬，可以托病或者致函谢绝，张作相的回答是：“等他传令兵来吧，我的臭皮囊早已置之度外了。”
在金彭育的讲述中，张作相在津的强硬态度，自然逃不开日伪当局对他的折磨。据说，天津的驻屯军曾多次上门，在张作相的住宅贴上封条，甚至不“放过”收音机——要让他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聋子”。初到天津时，张作相带领的家人、旧部多达70人，其在吉林的家产、存款全部被日军控制，日军曾以此为条件想要他屈从，但最终失败。日军见利诱、离间计均失败，便恼羞成怒炸毁了张作相的祖坟。
自己买煤买粮 附近商铺都认识他
金彭育告诉记者，金家和张家有姻亲关系，“过去，五大道的这些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不能只从“利益捆绑”来简单定性，在“特殊时期”，这些关系发挥的作用，更是一种立场的表达。
在金彭育收集、整理的资料中，就有张作相与外甥冯占海的故事，这段故事出自冯占海的妻子王秀珍的回忆。
1933年，张作相已住进英租界，同一年，冯占海的母亲也搬进英租界，彼此不远，冯占海称张作相为姨父。九一八事变后，冯占海举兵抗日，被称为“吉林抗日第一人”。1939年，王秀珍接到冯占海托人秘密转交的信件称人在昆明，希望妻子去天津照顾母亲。王秀珍刚到天津，张作相就携带家人登门，在越来越熟悉的交往中，张作相嘱咐王秀珍要照顾好老人，免得占海在外惦念。张作相比王秀珍的婆婆小19岁，虽是同辈，但张作相每次来拜访时均行大礼。
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两家人均受到监视。王秀珍面对日本人威胁，坚称“占海已亡”，拒绝所谓的写信到昆明劝降。1944年，冯占海母亲去世，王秀珍向张作相求教，张作相决定要“从丰大办”，于是，一场“出大殡”成为当时紧张气氛中的奇特现象。出殡当天，张作相一直护送灵车到英国花园，待安葬完毕才返回，全程置日寇的监视于不顾，当时很多人评论之：“对抗日将领的萱堂的尊敬，实际就是大义凛然地对敌寇的藐视。”
金彭育还讲述了张作相居津期间的一些生活往事。张作相特别喜欢吃东北的大黄酱，因此在院中弄了好几口大缸专门下酱用，冬天还专门包了很多酸菜饺子，并按照东北人的习惯放在院子里天然冷冻。张作相每日起床后用大扫帚扫院子，然后去扫便道，要扫净一条马路。家中买煤、买粮、买菜之类的活，他也自己去做，因此附近肉铺、菜市和粮店，都认识这位“辅帅大人”。据说有一次他买了500斤苞米，竟然还亲自过秤。其子张廷录娶的是“庆王”载振的孙女，过门后嫌张家饭菜粗劣，常回娘家一住数月。
1949年，张作相在天津去世。张廷信回忆，张作相去世前没有任何征兆，当时他身体还好，就是当天早晨去厕所，出来后人就不行了。张廷信那天已经去上学，是家里人把他叫回家的。
旧居重缮，让尘封的往事走出史料，也让五大道所蕴含的天津精气神，更加鲜活起来——这座城，兼容并蓄，底色，始终是家国大义。
记者 单炜炜 王轶斐
摄影 李志坚 老照片提供 金彭育 唐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