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蜀汉太子刘禅即位，时年十七岁。因为太过年轻，他“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里的亮，是曾经辅佐了他的父亲刘备的诸葛亮。这诸葛亮的脑袋当然是非常好使的，可再聪明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比如说，事必躬亲。而对这个，主簿杨颙就提出过十分尖锐的批评。
这件事记录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魏纪·魏纪二》中：亮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烧饭）……私业无旷（家中事务无一旷废），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他们都真正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
向诸葛亮提出“宝贵意见”的杨颙，当时的职务是丞相主簿，其主要工作就是为诸葛亮掌管各类文书。当诸葛亮居然亲自校对公文的时候，他恐怕绝非仅仅因为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无所事事而感到不安——“有为才有位”那可是政治常识；他更多想到的应该是，如此这般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必然会牵扯诸葛亮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而会影响他对蜀国重大政务的处理。
就杨颙进谏的方式来说，又是比较讲究的：他先是拿治家作为比喻，强调在一个家庭中，各有各的分工，并因此而让一个大家庭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反之，如果某一天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的人，试图所有的事儿都自己来，那么，辛苦异常是肯定的，而最终让这个家庭陷于混乱也是有可能的——当奴婢鸡犬牛马，因为你太过勤劳越俎代庖的时候，他们难免“闲则生非”，给你带来诸多的麻烦。所以，作为好的一家之主，并不在于你事必躬亲，而是当好“乐队指挥”，即把各类人和事安排好，就像古人所说的，王公之人你就该“坐而论道”；士大夫之人你就该“作而行之”——如果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各有各的“社会分工”。
除去打比方，杨颙同时还从既往历史中，选取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处理类似问题的方法作为旁证，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在说理的过程中，十分常见的方法：西汉汉宣帝时期，丞相丙吉经常外出考察民情，一次外出，他见一群人在斗殴没有去制止，可看到一头牛在吃力地拉车，他却停下叫人去询问。为什么？因为在丙吉看来，行人斗殴，有京兆尹等地方官处理，他只要对后者适时考察其政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就可以了。可现在是春天，天气还不应该太热，如果那头牛是因为天太热而喘息，那么，现在的天气就明显反常，农事势必会受到影响，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所以，这才是作为丞相的他应该管的。至于汉高祖刘邦时的丞相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无疑也是不同层级的官员应该各司其职，“上下不可相侵”的有力证明。
对于杨颙有关“明公为治”的谏言，诸葛亮深表感谢。但后来的他依然还是很难做到“坐而论道”——这大概是个性和习惯使然，所以，他后来积劳成疾过早去世，其中既有客观原因，即刘禅委实是“扶不起的阿斗”；再就是诸葛亮自身的个性特点使然。因此，我们说诸葛亮确实属于聪明之人，但他跟所有聪明之人一样，也有自身的弱点与不足，并且是很致命的弱点，绝非《三国演义》中的那个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