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黑龙江伊春闭关写作一个月，带了一大包书，其中一本，是孙犁的《孙犁散文选》。我的一个朋友，和我一样喜欢孙犁的书，和我一样喜欢藏书，所以我把我手里的老版本，全送他了，我手里剩的，都是他有的。
我带的一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谢大光先生编选的。谢大光先生我并不熟悉，自从淘旧书淘到《落花》一书之后，才知他的身份，以及与孙犁的关系。我之所以带孙犁的书，是觉得他的书可以让我的心静下来。对于一个拥有几万册藏书的人，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极高的。
我读到《报纸的故事》一文时，突然激动起来，往事如云卷来。孙犁先生是资深的报人，他在战争年代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童年对文学的挚爱，我的文学梦，以及我和报纸的感情，几乎就是孙犁先生《报纸的故事》的后续。时空、岁月、传承，都包含其中。我感慨，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不就是如此吗？
我是六零后，出生在山西晋南的乡村。家里很穷，无钱买书。而报纸，更是不可企及的奢侈。除了镇上机关、大队（后来是村委会）可以接触到，我是无缘的。能读到报纸，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有一年春节前夕，父亲拿了一大摞报纸回来。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生都不大好，但那一刻，我仰望和崇拜他了。我们山西晋南有个习惯，每年的春节前夕，得扫屋，整理卫生，贴年画春联什么的。我家穷，住窑洞，厚厚的墙壁是土泥和麦秸涂的，所以凹凸不平，很难看。没想到，父亲那一年用胳肢窝卷一堆报纸回来，准备把炕上的墙全部糊一遍。我很兴奋，又很激动。
我、爷爷、奶奶、弟弟，四个人住的炕，得需要很多张报纸，但父亲带回来的报纸绰绰有余。两三千人的村子，能有这样的光彩之举的，极少。童年的我，腼腆、羞涩，不好意思问父亲报纸是从哪里搞到的。但我知道，他和镇工商所、村委书记关系都不错，想必，他就是从那里搞来的吧。
那个时候，我们乡村订阅报纸是有规定的吧？《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运城报》，大大小小，开张也不不一样。糨糊是需要花钱买的，我家穷，只好用面粉自己烧糨糊，我和父亲用报纸把炕上的墙整个贴了一遍。我快活极了，这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情。
小时候，年纪小，又做文学梦、作家梦，所以我只对文学副刊感兴趣。我端着煤油灯，盯着副刊看。贴得低的，趴着看。贴得高的，端着煤油灯站着看。除了文学书籍，更吸引我的是报纸的副刊。后来，我才发现，报纸副刊比文学书籍对我写作帮助更大。
小学出来后，我辍学了。一方面跟着父母种地，另一方面去饭店打工。有两三年，我在村委会做广播员和通信员，负责大队部（村委会）和十二个生产队的联络工作，令我开心的是，所有的报纸和《红旗》杂志由我从邮电所取，然后分发给各位领导。我把有副刊的报纸全截留了下来。我知道，他们关注新闻，副刊从来不看的。他们愿意向我这个小辈表示慷慨的。
那个时候，我迷上了剪报。各种报纸副刊的文章，我都剪了下来。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小品文、版面、插画……积攒了好多本。
很多作家的文章，我那个时候就读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工作之后，依然保持着剪报的习惯。二十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很惊讶地问我：“你还保存着剪报呀，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我无言以对。我知道，我无论如何回答，他都是不相信，不满意的。
职场生涯都快结束了，出了很多书，但我依然保持着给报纸写稿的习惯。我每出一本书，总是很自豪地说：“这些文章是在报纸上发表过的。”我知道，我这样保守而又传统的作家并不是很多，但我自豪的理由是：有两道编辑把关，有报社、出版社，烂文章是不大容易出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