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风骨》云：“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端方正直”“风清骨健”恰是尹学芸的小说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气韵底色。值得一提的是，长篇小说《太和》在秉持一贯的天然风姿与健实力量的同时，刚柔并济，以轻盈而凝练的笔触，书写了一部厚重的生命诗章。
作为长篇小说，《太和》向读者展示的故事并非高深玄奥，全书所涉人物也绝不繁杂。相反，面对一部大部头创作，作者显然没有追求宏阔的叙事格局，而是巧妙地以“四两拨千斤”之力，从日常的细碎与芜杂入手，条分缕析地梳理，深情绵密地铺陈，为读者构筑了一曲波澜不惊却动人心弦的命运长歌。
故事的发生地依旧是作者在多部作品中构建出的独特文学地理标识“罕村”，这一次，在现代社会近乎销声匿迹的“童养媳”成为书写的对象。一位高寿的村妇，在即将跨入百岁的年纪不幸跌了一跤，随即进入时而清醒自知、时而恍惚游离的弥留之际，絮絮叨叨的独白由此展开并贯穿全篇。不难看出，作者选取独特且窄小的叙事切口深入故事内核，这不但没有制约文本走向纵深，反而为读者开掘出一条更为广阔的通往幽深岁月的秘密栈道，于不经意间打开了封尘已久的闸门，一桩桩往事如影浮现，一位位故人悉数登场，于是我们在主人公半梦半醒的讲述和如梦似幻的追忆中，一步一步走进她的人生。
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通读文本，《太和》的叙事结构可谓独具匠心。整部小说在现实与往事、当下与曾经的真实与虚幻中徐徐铺展。交错的时光，转换的空间，成为推动情节演进的重要承载和依托，同时也建构了主人公百年人生的命运长河。在这里，时间和空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它们被赋予了全新认知和更为宽广的场域，如水一般自由流淌。这种流动性因冲破了形态规训的藩篱，便产生了新的维度，具有某种灵动感，使小说整体结构呈现出既轻盈又深厚的质地。
时空不断闪回、变幻与重置，循环往复，读者仿佛置身层层迷雾，却又似乎被一条无形的线牵引着，一步一步、一层一层，来来回回，抽丝剥茧般地找寻，终将破碎拼凑出本真，可一切又仿佛因太过真实而显得迷幻，也许正是这种清晰且斑驳、诡异又自然的迷离感，使得作品叙事极具张力。
小说是鲜活现实的镜像，而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想实现恩格斯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必须回到原生态的生活现场。显然，《太和》带领读者深入北方乡村日常，真实展现生活的本来面貌。
这个被公婆叫做“长河妈”、被刘方叫做“潘大丫”、被村里左邻右舍叫做“刘方家”的女人，叫潘美荣。她八岁那年被嗜赌成性的妈妈牵着小手从潘家寨带到了罕村，从此，表叔、表婶的家承托了她的一生，也禁锢了她的一生。她心有不甘，又心甘情愿；她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她成为一个时代一种环境中的一个侧影。潘美荣的丈夫刘方、三个儿子与儿媳、与刘方私下传情的张二花，以及刘园、窦姓姑爷、二爷爷、二先生等人物，都有着各自的命运悲欢。他们与主人公之间或亲或疏的关系，如同根系般盘结交错，共同织就了一张复杂的人物关系网。这种缠绕交织使得人物塑造更加立体丰满，也让故事的生命力得以凸显。
《太和》并未如大多书写命运的长篇那般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反而呈现出一种平和通达的圆融姿态，甚至在主人公通篇的回望中鲜有感伤、愤懑的情怀抒写，有的只是“持人情性”般的浅唱低吟，娓娓道来。这种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叙事策略使得作品更显老成持重，一种无法言说的命运感直击人心，其间的哲思意味与审美意趣倏然呈现。
潘美荣隐忍的一生是苦涩而孤寂的，也是坚韧且通透的，犹如一颗活化石，闪现着幽暗的光泽。面对不幸和苦难，她选择承受，这承受中有勉为其难的无奈，有置身幽谷的挣扎，更有“白头万事都经遍，莫为悲伤损太和”的练达与包容。
文学是述情的艺术，但不意味着陷入孱弱无力的呻吟。小说通篇以第一人称视角贯穿整个叙事过程，主人公的讲述虽时断时续，但读者读来却感到畅达无碍，且有一气劲爽而超拔的生命飞奔姿态。不得不说，这正是作者赋予人物的生命力量，它构筑了小说《太和》的精神内涵，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作者对时代、对社会、对人性、对生命本质的深度思考与深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