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战”硝烟中，十四万中国华工远渡重洋，用“以工代兵”的方式为协约国的胜利铸就了坚实的后方，却未能为中国换来战胜国应有的尊严。“巴黎和会”上山东权益的转让，直接引爆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民族觉醒的风暴背后，不仅是对外争主权的愤怒，还隐藏着对内的深切问责——推动华工计划的北洋政府高层因卷入克扣、吞噬华工血汗“安家费”的巨大黑幕，被推上舆论的审判席。
“以工代兵”赴法参战
回顾历史，法国与德国一共发生过四次战争。第一次始于1803年，法军取得胜利；第二次是普法战争，始于1870年，法国战败；第三次就是1914年开始的“一战”，最后德国战败；第四次是在“二战”，还是以包括德国在内的轴心国集团战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经4年零3个月，在战争发生的第三年，也就是1917年，法国政府在面临兵力不足和后勤保障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求助中国政府给予支持。
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一方是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另一方是英国、法国、俄国等组成的协约国。双方交战正酣时，日本看到了契机，为攫取在华利益，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并进攻德国占据的我国的青岛，控制了胶州湾、胶济铁路，获得了山东半岛的控制权。
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由段祺瑞执政，无论出钱或派人支持法方，都会引起国际争端，同时也意味着加入了这次世界大战。于是，北洋政府就是否答应法国政府请求召开了多次会议并发起社会的大讨论。
梁启超力主参战，他觉得这是提升国际地位，趁机收回山东权益的机会。当然，这也是段祺瑞、梁士诒、徐树铮、胡惟德等军、政、外交人员的共同想法。特别是号称“活财神”的“二总统”梁士诒，提出了“以工代兵”的建议。而以张勋、王占元、康有为等人为首的反对派，认为战争结果难料，参战风险太大，一旦战败，不但国家主权受损，还可能被列强瓜分得更惨。当时，与北洋政府对立的孙中山和南方各省军阀，也反对北洋政府加入这场战争。直隶省议会明确表示反对，慈善组织众善堂也同样反对招募华工。
但结果是，1917年8月14日，中国正式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宣战，用“以工代兵”的方式，先后向法国派出了14万名劳工，以支持法军的后勤保障，进而为协约国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十四万劳工铸后方
对于这14万名劳工的募集与派遣，是由北洋政府主导，以民间组织招募方式进行的。当时的中国政府委派北京交通银行副经理梁汝成，以惠民公司经理身份，与法国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官称“赴法华工”，民间称为“写法国”（就是与法方签订劳务合同的意思）。
招募“赴法华工”的主要部门，北方是以设在天津的惠民公司、利民公司为主；南方以设在上海的兴业公司为主，均与法方的道信洋行签订劳务合同，条件是“赴法华工”每日工作报酬为一块大洋，折合2.5法郎，法方包吃包住，并负责相应医疗保障。这种条件在当时是非常诱人的，特别是在华北地区遭受特大暴雨造成洪灾后，以当时的直隶省难民为主，含一部分山东、河南遭受旱灾的难民，纷纷与招募公司签订了合同，被“写”去了法国。在华法国教会和牧师也参与到在华招募华工和翻译的工作。
直到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中国总共派出了14万人到法国。今天在法国北部索姆省的努瓦耶勒市，仍保存有完好的华工墓园。
最初来到法国的华工，虽然每天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下要工作11个小时，但待遇还算不错。除每日薪金2.5法郎外，加班另有报酬，遇到中法两国节假日工资照发，每日膳食除了牛肉、面包、通心粉外，还有蔬菜、大米等中餐，厨师也都是华人。
他们听命于法国军部下属部门调遣，分布在法国100多个地点，参与兵工厂的武器弹药制造和运输；参加铁路、公路、港口建设和维修；参加挖工事、修堡垒等工作。他们所到之处受所属部门法国人指挥，同时配有翻译人员。
如在法国南部距巴黎350公里的奥尔纳特，是法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原有赴法华工100名，后调往他处一部分，剩下60人在这里工作，进行机车车辆维修及货物运输等工作。法方经理下设工长一名，工长下设工头两名，负责指挥并监督华工工作，另配法国在华传教士做翻译。华工每日上午6点开始工作至11点，中午休息1小时，下午从12点工作至5点半，并加班1小时到6点半才休息。每天所得报酬2.5法郎，另有食宿医药费等2.5法郎由法国政府承担。他们每餐保证水煮牛肉二两以上，配肉汤、蔬菜、通心粉、稀饭等，大米饭每周二次。他们居住在车站库房里，单人床配两三条毛毯，冬季取暖用的煤随便用。华工的服装是免费供应的，但是大小薄厚不均，有的华工自购布料，委托裁缝制作中式服装。
华工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除了平时打牌和自导自演节目外，节日期间也组织庆祝活动。由于与外界交流困难，法方的翻译每周3次，每次1小时教授法语，均占用工作或加班时间。
法方背信劳工回国
看起来这些赴法华工在法国生活得很不错，甚至法国政府给他们的报酬，已经超过了本地工人。但随着“一战”结束，这些华工的待遇开始下降，管理也更加严厉，克扣盘剥工资时有发生。有的华工甚至一天只拿到半个法郎，日常生活更被法国媒体污蔑为“十恶不赦”。有的华工未经中国政府许可，还被转移到北非法国殖民地，这遭到“赴法华工”的激烈反对和抗争，他们罢工、游行甚至与法方派来的士兵发生冲突，很多华工被关押、拘禁，有的华工被枪杀，有的被活活打死，严重违背了中法两国政府关于“赴法华工”的合约。这种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行为，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在法侨民领袖和勤工俭学的学生近百人联合签名，要求驻法公使胡惟德与法国政府交涉，拯救这些漂流海外的华工，并呼吁北洋政府将他们接回。
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因为巴黎和会遭到不公正待遇，举国上下反对将山东权益转交给日本，处在风潮四起的时期。于是训令驻法公使胡惟德与法方交涉，一面派人赴法调查华工情况，一面要求招募华工的公司，解除合约将他们撤回。随后，赴法华工开始分期、分批的从法国返回祖国。
归来再遇“惠民”黑幕
回国后的华工到家后，发现之前招募公司并未按合约将他们的“安家费”及时支付给家属，于是华工家属千余户到天津交涉公署请愿，要求招募公司返还所欠工资。天津惠民公司因不能解释账面亏空原因而倒闭，公司经理连夜潜逃，引起市民激愤，他们要求缉捕案犯，揭开内部黑幕。交涉员黄荣良将请愿书上报外交部，但久未接到答复。于是，又有华工家属二百余人，在丛华农的带领下到交涉署哭诉有十余月未领分文，要求代索赡家费用。黄荣良一面派天津籍属下李颂臣、华叡臣出面以“政局纠纷，部务忙乱”而进行安抚，一面背地里给警察厅打电话要求干预。天津警察厅立即出动警力到场，将受害华工家属强行驱散，并逮捕数人。
受害华工家属哭诉和政府的不作为，引起社会愤慨和舆论关注，《益世报》以《惠民公司问题》指出：“华工之所以背井离乡，抛弃父母妻子远涉重洋，工作于法兰西之领土者，无他，贫之一字然也。自工人本身以及其家属，所赖以存活者，即此区区之养家费是也。”“潜行逃脱，是其命名惠民者，其用意正所以残骸吾民也……呜呼！时至今日，所有殃民之贼，其害民之法，实愈出愈奇。望负保民之责者，有以设法维持之，勿使之数百家贫苦家属，有断炊或危及生命之虞焉。”
后经调查，惠民公司主要责任者三人，李兼善为惠民公司驻法代表，梁汝成为北京交通银行副经理，王廷璋系外交部秘书及总统府礼官。在舆论压力下，交涉员勒令三人到案，并限期筹款补发所欠工人月费，以此换取撤销缉拿法办之令。
北京《民强报》顺藤摸瓜，以《惠民公司之内幕》指出：“民国六年法国在中国招募华工之事，是时包揽承办此事者即惠民公司，其经理人系由梁汝成、李兼善、王世祺（王廷璋）出名组织，其实内幕皆由旧交通系梁士诒辈主持，数万之无依无靠贫民在本国求生不得，乃离父母妻子弃乡井而跋涉数千万里之重洋，生死存亡置之度外，盖欲博得微资籍以糊口。主其事者自当出以至诚之心善为曲护，岂意梁等组织此公司之本意在从中渔利。闻即安家费一项每人本定十五元，而该公司竟取其半。以此项之收款计之，即不下数十万元。噫此辈贫民于死里求生所换得之金钱，而堂堂大人先生竟从中剥得。”“华工家属有数月未领，有十余月未领者，皆因公司起意拐款，不准领给。”“各家生活全无，在外华工存亡未卜。”1918年11月24日《益世报》《惠民公司开庆祝会》一文中披露，惠民公司职员竟有梁士诒、叶恭绰等。
随着五四运动的展开，惠民公司背后黑手和推动“以工代兵”的梁士诒、陆增祥、曹汝霖等被揪出来，梁士诒因此辞去参议院院长职务。
（本文部分内容，采自1917年王子芳《嘉布多拿克照护华工一月记》及1919年国务院侨工事务局《第五次调查在法华工情形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