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位于九河下梢，河海相连，是著名的河运、海运港口，再加上丰厚的渔盐资源，吸引了各地商贾齐聚津门。在天津城外的商业中心三岔河口附近也出现了商人的独特活动空间——会馆。会馆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活动空间，而且代表着来自相同地方且居于城市的商人结成的一种联系或者关系网络，具有存放货物，临时住宿；聚会交流，联络同乡之谊；协调关系，维护共同商业利益等多重作用，与同乡会性质类似。乾隆四年（1739年），天津第一个商人会馆即闽粤会馆成立。闽粤会馆位于现西北角的第二中心医院，会馆前门开在北马路，后门开在南运河畔的针市街。
天津的河海文化
闽粤会馆的创建
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的统治逐渐巩固，海禁政策逐步取消。由于当时海盗威胁已经不大，再加上陆路交通并不顺畅，清政府开始支持和提倡海运，鼓励广东商人北上进行贸易活动。天津因其临河靠海和拱卫京城的独特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南北商贸的聚集点。乾隆年间的《天津歌》曾描绘了当时天津商贾云集的壮观景象，“商舶浮海兮杳杳渔舟聚沽兮鳞鳞。楚艘吴舰，樯簇树而帆排云兮，仍仍乃频频。”
康熙年间，天津最早出现了闽粤商帮的船队。当时，由福建厦门满载商货启碇的海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从广东潮州出发的“舶艚船”，“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宋美云：《闽粤商人在天津》，《天津经济》2003年第5期）广东广州、潮州及福建的客商，用大海船三十艘，组成商船队，每船载重约二百吨，商船的前后装有土炮并携带弓箭刀矛等武器，以御海寇。船头油红色，绘有大眼鸡为记号，当时称为“大眼鸡船”，又称“红头船”。在春初贸易，季风北吹时，浩浩荡荡，沿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转渤海大沽口，入海河抵天津，停泊在针市街后的三岔河口一带，行程约四十至六十天，在农历惊蛰节后到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雍正年间，已有大量闽粤海船北上天津，到道光中期闽粤商人更是拥有海船约300艘，停泊在天津城的东门外。
闽粤商人在天津的聚集，其实与清政府对南方货商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乾隆年间，清政府规定：“照得闽粤商船来贸易，历任念其远涉重洋，风涛颠险，均有宽税之条。糖包每大包准除皮十斤，每小包除皮五斤，其红白糖内每大包优免十斤，每小包优免五斤，往来船料并免报纳。”（《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二册）当时，闽粤商人自南方运来的货物主要是糖类，清政府对其予以税收优惠，并免除了船只向政府登记的手续，货船水手携带的零星货物，如果货物的税银不超过一钱，货物也免征税。后来更是捐税值百抽三，再打七六折（即值百抽两），对闽粤商人予以对折上税的优惠。在道光二十年间，“江右货物亦雇闽粤商船运津，跟同对折上税。”（《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二册）正是在清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之下，大量闽粤商人来津从事商贸活动，他们获利也颇丰。有学者研究得出，“粤商每年往来一次，南货至津，净利1倍以上；北货南返，又可得1倍以上的利润，因此，往返一次，盈利在3倍左右”。（刘正刚：《广东会馆论稿》）
另外，天津县本地的官员对闽粤商船的到来也热情欢迎，知县要穿上官服率领下属，鸣鞭炮，奏鼓乐，在海河岸边迎接。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来天津的福建、广东商人日渐增加，不仅有随船往返的行商，也有在津开设店铺住居下来的坐贾，再加上常年往返的闽粤籍舵手、水手，在天津的闽粤籍人口不断增多。据《津门保甲图说》记载，当时的闽粤商船“及到郡城停泊，连樯排比，以每船五十人计，舵、水等约在一万上下”。
早期远涉重洋、扬帆抵津的闽粤商人无处栖身，货物无处寄存，更没有地方祭拜航海保护神妈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两省商人佥议，按照客货缴纳海关税银数目多寡抽分，集资建造会馆一区，用以祀奉神祗，联络帮谊。”（《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二册）乾隆四年（1739年），先由福建船帮经营购地为基础，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广东潮州人语言习惯与福建帮相似，共同出资建造了闽粤会馆。正是因为会馆的出资兴建者来源于广东、福建两省，因此会馆被命名为“闽粤会馆”。会馆的会员全部是商号，其组织形式最早是理监事制，由闽、粤两帮部分在津商店的经理轮流管理。会馆原有房屋693间，（闽粤会馆309间，潮帮“万世盛公所”144间，厦帮“苏万利公所”206间，义园房34间）还建有公共义冢等。
天后娘娘的“行宫”
闽粤商帮是妈祖的虔诚信徒，他们每次穿越波涛到达天津后，第一件事就是举行隆重的酬神仪式，答谢妈祖保全商船的功德。闽粤会馆建成后，内部建有供奉着妈祖神像的天后殿，成为酬谢妈祖神恩的重要场所，闽粤会馆也被称为“天后行宫”。“天后行宫”称呼的来源还要从天津的皇会文化说起。
早在元代，因漕运的缘故，南方的船户、水手就把妈祖崇拜带到了天津，官方还为此建起了天后宫。妈祖“落户”天津后，在商业市井文化的熏染下，逐渐从航海保护神演变为造福三津的万能神，被民间民众普遍信奉，出现了庆祝天后娘娘诞辰的“娘娘会”，即“皇会”。这是一种兼具酬神赛会和庙会性质的民间活动，天津皇会每年从农历三月十六日开始，到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日结束。《天津皇会考》中记载：“三月十六日送驾，最初系送至北马路闽粤会馆天后殿供奉，因天后为莆田林氏女，常灵应于海上，故潮、建、广三帮客礼之甚虔。”十六日被称为“送驾日”，天后宫里的神像被送到闽粤会馆大殿供奉，十八日再将神像接回，名为“接驾”。这个过程，就好像古代皇帝离开皇宫到行宫驻跸一样，所以闽粤会馆就成了天后娘娘的“行宫”。又因为天后娘娘林默是福建人，闽粤会馆也算是她在天津的“娘家”了，所以天津百姓又将这个过程视为天后娘娘“回娘家”。
正是由于供奉天后，再加上每年一度“天后娘娘”出巡，闽粤会馆是重要的一站，闽粤会馆也逐渐热闹起来。“北马路还有一个热闹去处，这就是‘闽粤会馆’。每阴历三月十六日开放，庆祝天后娘娘诞辰。逢此时任人游览，随意参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这天，一些天津本地及外埠的香客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纷纷涌入闽粤会馆参与天后娘娘乡人的敬香祝祷活动。由于天津民众对“皇会”的热衷，绅商办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致后来闽粤会馆无法容纳来自各方朝拜拈香的香客了，接驾活动也不得不移到地方稍大一些的如意庵举行。
见证早期商业中心形成
闽粤会馆不仅仅曾经是“天后行宫”，还见证了天津早期商业中心的形成，其中闽粤会馆附近针市街、竹竿街等街道名称的由来与闽粤商人有着密切关系。当时，闽粤潮商人运销天津的商品主要有缝衣针、铜纽扣、白铜水烟袋、金箔、锡箔、锡制热碗、酒壶、漆杠皮件、象牙雕刻品、玉器、藤织品等手工艺品及紫檀木、红木、花梨木、杉板等木材，还有茴香、八角、玉桂皮、松香、樟油、赤糖、橙柑、香蕉等土特产和干鲜果品等。每年秋后农历九月份，闽粤潮的商人会在闽粤会馆设宴、演戏三天，招待往来客户，联络感情，然后各船满载北方的花生、大豆、红枣、杏仁、黄花菜等干鲜货和药材，返回南方过年。经过闽粤商人多年的苦心经营，到乾隆初年针市街日渐兴旺，初无地名的针市街，也有了名称。
从闽粤商人北上运销的商品可以看出，以手工业品居多，特别是缝衣针颇为有名，销量巨大，而且针孔也只有广东人能用手工制出，故而产生了针市街。 竹竿街则是因为广东商人从南方运来的竹竿、竹筷、竹篮等竹制品在此售卖，物美价廉，远近闻名，故而得名。随着广帮的发展，粤商的经营领域也不断拓展，商号也延伸到英、法、日租界。他们也由过去的行商变成坐商，投资办厂，从事保险业，开设进出口行、南味店、洋酒罐头店、中西药店、五金店、照相馆等。当时，今大沽北路至解放北路一段的滨江道，因广帮的商店和广东人居多，而被称为广东街。
促进文化交流交融
此外，广东、福建人的一些兴趣爱好和生活习俗，也悄无声息地传到了天津，渗透到天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广东音乐和粤剧就较早出现在闽粤会馆里，偶尔有人以自娱自乐的方式在一起演奏和清唱。后来，随着天津商贸的发展，旅居天津的广东商人及其家属不断增多，他们对当时在天津流行的梆子、京剧等戏曲，因语言、风俗习惯的差异，多不愿欣赏。遇到婚丧嫁娶、喜庆活动或重要节日，对自己的乡音尤为思念。于是，1915年，旅津的广东同乡发起和组织了广东音乐会，并推选杨文昭为会长。广东音乐会排练的广东音乐幽雅动听，清新悦耳，引起附近居民极大兴趣。每当排练时，一些邻居多在屋外、院外伫足倾听。有赈灾义演的机会，广东音乐会也卖票公演，特别受欢迎。随着广东音乐会活动的开展，在旅津同乡及当地市民中的影响日益增大，组织也不断扩大，闽粤会馆、广东会馆成为其重要活动地点和演出舞台。在他们的影响下，天津各阶层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也竞相学习，他们经常到两个会馆来旁听广东音乐会排练节目和聆听广东音乐演出，甚至不少商店铺号也通过播放广东音乐唱片来兜揽生意。
此外，《津门杂记》也曾记载，粤人“尝以纸卷烟叶，御于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作布兜装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则津人习染，衣襟无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广东人曾经用纸卷裹烟叶，放在口中吸食。又在衣服的衣襟下面制作布兜来放置零碎的物品，方便取用。天津人也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凡是成衣店、缝衣铺制作的新衣服，在衣襟下面都缝制了布兜。
闽粤会馆是旅津闽粤人士的文化和精神家园，它如同无形的丝带将福建、广东与天津联系在一起，见证了闽粤与天津海洋贸易的发展和繁盛，成为天津海洋贸易的重要印记，促进了闽粤文化与天津文化的交流交融。时至今日，虽然闽粤会馆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潮勃凝和”的匾额，但它沟通南北，凝和潮渤的历史贡献，在浩瀚的文史资料中仍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