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对封建帝王进行“任期考评”，秉持的主要是两把尺子，一曰明，一曰仁。所谓“明”，就是明察是非善恶，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所谓“仁”，就是心怀悲悯，共情他人的悲伤、苦难，用心关注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以此两点考之，明太祖朱元璋都差之十万八千里。他一生做事高度情绪化，仇视文人与功臣，经常搞瓜蔓抄，与“明”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强迫老百姓一代一代职业固化、强迁富户以实京师，也愧对一个“仁”字。
只是，朱元璋毕竟出身于社会底层，16岁即失去父母，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被迫做和尚、当乞丐，如果不是碰上元末大乱，有机会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他说不定哪个早上起来就倒在沟渠边。这种经历一方面使朱元璋不怕吃苦，痛恨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具备某种普通人般的烟火气。
一日，朱元璋视察南京皇宫东阁，天气非常炎热，汗水将衣服都浸湿了，随行人员给他换衣服，所有的衣物都是洗过的旧装。参军宋思颜说：“陛下在节俭方面带头，真可以给子孙做榜样。我担心的是现在如此，以后会有变化，希望有始有终”。朱元璋大喜，说：“这话说得太好了。别人说话，有的只是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有的只是及于已经发生的事，不能及于将要发生的事。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担心我不能行于后，这的确是对我一片忠心”，因此大赏了一笔钱给宋思颜。
洪武初年，有御史举报大臣陶安犯了某种过错，朱元璋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人回答：“闻之于道路。”朱元璋对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大臣说：“御史但取道路之言去评论一个人，算得上称职吗？种好树的必清除蛀虫，种优良庄稼的必须排除杂草，任用正直之士必须撤掉心术不正之人。心术不正的人侍奉君主，必然是先以小事求取信任，然后行其大诈。这个人经常在我耳边说一些别人的闲话，我也曾听信了，所以今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随即，他命令中书省开除此人。
某年，湖北蕲州给朝廷突然进献竹簟，朱元璋对省里的官员说：“古代进贡地方物产，只限于服食器用，没有娱乐耳目的东西。竹簟当然是用物，我没有下命令，地方官却主动来献。倘若我接受了，惟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会导致劳民伤财”，下令退还此物，并要求地方不是朝廷所需不得随便进贡。
朱元璋曾在冬天里去皇城水西门视察修浚城濠工程，看到有役夫裸行水中，像是在摸什么东西，派人去问，才知道是督工吏将这个人的锄头丢到了水中。朱元璋命令随从拿了一把锄头赔偿他，说：“农夫供役，手足皲裂，已经非常辛苦了，还有人忍心加害啊！”叫人逮住督工吏狠狠打了一顿。然后回头对丞相说：“这样的天气穿厚毛皮衣还觉得身上冷，这些服役的人贫困无衣，他们遭受的痛苦哪里说得尽呢？”于是命令取消此种劳役，命令工部将这些人放回家。
上述四则故事见诸余继登写的《典故纪闻》。余在万历年间做过礼部尚书，属于朝中人，其记述应该相对真实。朱元璋奖励直言臣下、处分以道路取言者，为的是听真话、了解实情；下令不得随便进贡、杖责态度粗暴的督工吏，则体现了他对老百姓生计的某种程度的关心。虽然从本质上说，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巩固一家之政权，使皇位顺风顺水传诸后世，但在客观上确实有利于改善治理、减轻老百姓负累，值得点赞。
人性往往有着多种底色，普通人如此，位高权重如朱元璋者也不例外，他那些使我们感到“陌生”的举动就是其具备的某种正向人性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