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条简讯冲上热搜：口头汇报能说清的，不用费时费力制作PPT或小视频。这让我想起了北宋清官包拯的事例。
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包拯“断案如神、疾恶如仇”的形象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历史上的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时间很短，也没做过宰相，倒是在“三司户部”工作时间很长。《宋史·列传·卷七十五》云：“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而北宋“三司户部”的职责是：“掌天下人户、土地、钱谷之政令，贡赋、征役之事。”摸爬滚打多年，包拯对历朝人口等情况皆能倒背如流。
北宋张邦基史料笔记《墨庄漫录》卷二说：宋仁宗曾问包拯历代编户多少？包拯张口就来：“以谓三代虽盛，其户莫得而详。前汉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后汉光武兵革之后，户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永寿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万九百六十。三国鼎峙，版籍岁减，才百四十余万。晋武帝平吴之后，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万，多者不过三倍。隋文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户不满三百万；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万；明皇天宝十三年，只及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乱，乾元已后仅满一百二万；武宗会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窃据，大约各有数十万。太祖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开宝九年，渐加至三百九万五百四户；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来，天圣七年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庆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
以三国人口为例，根据陈寿《三国志》《晋书》等记载，蜀汉灭亡时仅28万户、军队10万人；孙吴灭亡时有52.3万户、军队23万人；而《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计算一下我们就能知道，包拯给出的三国人口约140余万户的数字非常精准。当然，三国人口出乎常理的少，相当程度的原因来自户口荫附，即本来纳入国家统一户口的普通人，转入豪强、达官等名下，不再向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包拯也将这些情况一一奏答。
世人皆知，数字难记，若对业务不熟、敬业精神不够、职业素养不高，即便强记下来，临场也容易弄巧成拙。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运而生。“对策”原指古代应考之人回答皇帝所问治国策略，本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可实际上，总有人把“对策”异化为“应付”和“敷衍”，“汇报材料”成了应对上级检查、询问的“灵丹妙药”。进入互联网时代，某些单位的某些人除了挖空心思准备纸质材料，还制作图文并茂的“PPT”和小视频，导致形式主义及其变种屡禁不止。
能口头说清楚的，不用准备书面材料及PPT，既可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又能倒逼一些人必须把心思和精力全部用于工作，修炼出包拯一样的记忆力。只有这样，面对任何提问、询问，才能胸有成竹、从容不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