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秋日，我曾专程前往上海鲁迅公园——原来的虹口公园，拜谒先生的墓地。踏进公园大门，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晨练的人们在空地上打着太极，羽毛球在空中划出轻盈的弧线；树荫下，退休的老人们围坐对弈，时不时传来清脆的落子声；孩童们追逐嬉戏的笑语回荡在林间小径。这热闹的场景，与我想象中庄严肃穆的名人纪念地相去甚远。
作家迟子建在《也是冬天，也是春天——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记述自己于2017年访鲁迅墓的所见所感，跟我颇为相近：“鲁迅墓前并不安静，左右两侧的石杆花廊下，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互为拳脚；另一侧是三位大妈，在热聊什么。”迟子建感慨道：“我想鲁迅被葬在这闹市的园子中，纵有绿树青草点缀，春花秋月相映，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最该享有的宁静清寂，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
近日重读先生的七条遗嘱，却忽有所悟，也许，这样的情景，正符合先生的期待。那篇写于1936年9月的《死》中，先生以特有的犀利与透彻留下嘱托：“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这些文字如闪电般照亮了我的迷思。鲁迅在《墓碣文》中曾写道：“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种超脱于身后名利的境界，与传统文化中对“青史留名”的执着形成鲜明对比。试想，如果先生知道后人因他的墓地而拘谨不安，不能自在享受绿树青草、春花秋月，必定会紧锁眉头，认为这违背了他的本意。
公园里人们自在地锻炼，闲聊，恰是对“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一遗嘱最生动的践行。鲁迅始终关注的是活人的世界，是民族的新生。他在《呐喊》自序中坦言：“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决定了他对身后事的态度——决不要成为压在后人肩上的重负。
传统的纪念方式，如保持安静，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敬意，但对于鲁迅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或许有另一种更契合其精神的纪念方式。鲁迅一生反对虚文缛节，痛恨“做戏的虚无党”，呼吁人们关注现实，自立自强。公园里人们“管自己的生活”的生机勃勃的景象，恰恰是鲁迅所期望的“新生活”的缩影。因此，这种“视若无睹”的平常心，或许才是对这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战士最崇高的致敬：他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一个自然的存在，而非一个被隔离供奉的符号。
记得当年离开公园时，夕阳正好。墓前的空地上，一群孩子正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欢笑声在暮色中回荡。如今想来，如果先生地下有知，定会嘴角泛起一丝难得的微笑。这种“不安宁”的安息，或许正是他最想要的归宿——不是被隔离在寂静中接受膜拜，而是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真实生活。
最好的纪念，有时恰恰是“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