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初冬，待黄豆晒得焦干，姥姥做臭豆子的仪式便悄然拉开序幕。
姥姥坐在小凳上，身前是巨大的竹匾。她干瘪的手探进豆堆里，不像在劳作，倒像在抚摸。豆子从她指缝间流过，发出细雨敲窗似的沙沙声。她的身子微微佝偻着，眼睛眯成两条细缝，全部精神都落在那些金黄的豆粒上。偶尔拣起一颗孬的，便轻轻地、几乎无声地抛进脚边的瓦碗里。
这般不辞辛苦，原是她一生的写照。姥姥是三岁缠的足，那双脚，后来我见过，像两只尖角的糯米粽子，畸形地蜷着。可就是这样一双脚，上世纪50年代末，硬是跟着乡人们去挖新汴河。她用裹脚布把脚一层层缠紧，套上磨得发白的解放鞋，一双小脚在大堤上来回挖土运输不停，谁不说比男人还顶用呢。她从不提那时的苦，我们偶尔问起来，她只望着自己的脚出神，喃喃道：“那时候，河坡上全是烂泥，费劲得很。”
豆子拣净，下锅煮。满屋都是豆腥气，混着灶膛里柴火的木香。煮好的豆子要晾到不烫手，这时，姥姥会找出一个大陶瓮，将温热的豆子一捧捧放进去，用湿布盖上，封口。她告诉我，天太热了不行，冷了也做不了，现在就等着它发霉，一边说一边手也不闲着。我知道，瓮中即将开始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
这蜕变，她再熟悉不过了。就像她亲眼见过死亡，如何将生命揉碎，又重塑。她生过四个孩子，活下来三个。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老幺，在三岁得了急病，没熬过去。姥姥说，那会儿没钱也没药，她只能抱着浑身滚烫的孩子在堂屋里打转，从天黑转到天亮，眼睁睁看着怀里的气息一点点弱下去，最后像一缕烟，散了。她来不及伤心，又得给家里老老少少准备新一天的吃食，那无声的举动，比任何嚎啕都更绝望。她从不轻易提起，只在某个黄昏，看着蹒跚学步的曾外孙时，眼圈会莫名地红一下，随即又漾开淡淡的笑意，说：“他小姨姥在的话，孙子也该这么大了吧。”
瓮被移到锅屋（厨房）的角落，剩下的，便交给时间。四五日后开封的瞬间，一股复杂至极的气味轰然冲出——不再是单纯的豆腥，而是一种沉郁的混合体：腐败的暖意裹挟着奇异的香臭味儿，扑面而来。豆子们浑身裹满了黏滑的、黄绿色的菌衣，彼此拉扯着亮晶晶的丝。姥姥会凑近了看，深深地嗅一口，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情，点头道：“这回的，管保（好）。”
豆子的“臭”，像极了姥姥对待生命的态度——不避讳苦难，更能将苦难发酵成滋味。88岁那年，她查出了大肠癌，要动一场大手术。家里人犹豫，她倒是平静：“有条件就做，我受得住，做了能多活几年，我还要看着重孙子上大学哩。”从手术台下来，麻药刚过，她就在病床上开始活动那双小脚，勾脚尖，绷脚面，疼得满头冷汗，却一声不吭。第二天，她坚持要我们扶着她下地，忍着剧痛，一步步在医院走廊里挪动，像一株被风雪摧残的老树，拼尽全力也要挺直躯干。她说：“人呐，就得活动，越不动，越锈住了。”
发酵好的臭豆子，加盐、辣椒粉、姜丝、蒜末、花椒粉、茴香、大料等调味品搅拌均匀，腌上一夜，再晾晒一星期，就是易于保存的干盐豆了。有人初闻，觉得它一股臭味儿，但用开水泡开，拿香油、小葱和青椒丝一调和，“臭”瞬间转化为一种勾魂摄魄的异香。它能配稀饭，能蘸馒头，那滋味，绝了！看我们吃着香甜，姥姥一脸宠溺地笑：“这东西，闻着臭，吃着香，经得住咂摸。”
如今，姥姥已离去多年，但臭豆子的滋味，却仿佛渗进了我生命的底色里。它告诉我，生活从来不是一味香甜，那里面混杂着上河工时泥土的腥气，混杂着失去至亲的苦涩，混杂着病痛的折磨与手术后的虚汗。可这一切，在一个坚韧的灵魂那里，都可以被承接下来，如同煮熟的黄豆在黑暗与耐心的守候中，静静地发酵，最终，蜕变出一种独一无二、醇厚悠长的风味。
那风味，便是姥姥的人生态度。她活了近一个世纪，将所有的苦与难，都酿成了生命本身泼辣的、蓬勃的、让人泪流满面的盐豆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