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0年代，当时村里有两个生产队，大家过着集体劳动的生活。小时候家里没人照看我，母亲就把我背在筐里，带到田间地头，任由我摸爬滚打、吃喝拉撒，只要不哭闹就行。姐姐不上学时就负责照看我，她背着我、扛着我、拉着我、拽着我、哄着我，我就这样一刻不离地跟着她。
我六岁那年的冬天，雪片纷扬。屋里炉火正旺，暖烘烘的。母亲纳着鞋底，父亲捧着茶碗喝着热茶，姐姐趴在炕桌上，一笔一画地写着作业。我一会儿坐到母亲怀里，一会儿又用手拉扯姐姐的书。姐姐大概忍无可忍了，说：“你快上学去吧。”
这句话仿佛点醒了父母，他们说：“是该上学了。”姐姐闻言立刻翻箱倒柜，很快找出一只旧书包，往里塞了个崭新的本子、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和一把小刀，最后转头对我说：“自己上学去吧。”第二天，我拎着一条板凳跑出家门，来到村中央的小学，敲开了教室的门，告诉老师我要上学。这位老师认得我，慈祥地叫出我的名字，安排我坐在第一排。从此，我开始上学了。
小学五年间，我先后换了四位老师，搬过一次校舍。
第一位老师叫李大杏，在我们村执教二十年，教过我的哥哥和姐姐。后来哥哥去了邯郸三线工地，还曾给李老师写过信。我至今记得，老师读信时，我站在一旁，心里涌动着莫名的兴奋。课间，李老师常和我聊起哥哥的事。她说哥哥上学时特别聪明，是她最喜欢的学生。李老师的课上，我总能静下心来，不仅字写得工整，笔下的数字更是好看。
李老师在我上二年级时被调走了。村里人舍不得她，曾集体到公社说情。同学王慧英的奶奶更是天天坐在学校门口，嘴里念叨着：李老师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每次见到李老师，她都拉着李老师的手说别走了。李老师最终还是离开了，调往邻村任教。听说她在那里过得并不顺心，常常怀念在我们村教书的日子。我们同样惦记着她，虽然同属一个公社，但自那之后，再也没能见上一面。
李老师走后，又来了一位姓柳的女老师。柳老师梳着两条大辫子，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说话声音洪亮，普通话字正腔圆。不过她只教了短短两三个月，就突然调走了。后来，我们班先后迎来了张新春老师和张玉梅老师。
小学里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张新春老师教的珠算课。她特意制作了一个能挂在黑板上的大算盘，算珠是用布精心缝制的。我们跟着她背诵珠算口诀、九九乘法表。张老师不像李老师那样和蔼可亲，她每天都要逐个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谁要是背不出口诀，就得被罚到教室外，顶着烈日站在太阳底下继续背诵。
父亲曾为我的事专门找过张新春老师。那时张老师二十出头，正和邻村一位复员军人谈恋爱。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老师谈恋爱是件新鲜，却算不上光彩的事。小伙伴们私下议论时，总带着几分嘲弄的语气。直到有一天，张老师突然当众推了我一把，硬说我背后说她坏话。其实那些话是另一个同学传的，可被老师追问时，他却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我生性腼腆，父亲不信我会说这种话，他的反复逼问让我委屈得直掉眼泪，最后才吐露实情。当晚父亲就带着我找上门去，非要张老师拿出证据。我从未见过父亲为我发这么大的火。张老师被问得有些尴尬，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父亲见状也没再纠缠，拉着我就走了。自那以后，张老师对我明显冷淡了许多，不再像从前那样表扬我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五年级，校舍从一处增加到两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留在原址，四年级、五年级则搬到了村西。教我的老师也由张新春换成了张玉梅。
张玉梅是我所有老师中最漂亮的，也是最厉害的。这份厉害不仅体现在对学生的管教上，连她的丈夫也未能幸免——唯独她的两个儿子从未见过她发脾气。张老师的丈夫在文化馆工作，村里人都叫他老冯。老冯个子高高的，说话总是不紧不慢。而张老师与他截然相反，说话像打机关枪似的快，急了还会杏眼圆睁、眉毛倒竖。她常常对老冯无理取闹，甚至在他脸上抓出一道道红印，惹得全村人都替老冯打抱不平。多年后，一次在镇上偶遇老冯，我恭敬地喊了声“冯老师”，并问起张老师的近况。老冯声音悲戚：“玉梅得了肝癌，已经走了。”他的背影依然高大，头发却早已花白。
如今想起张玉梅老师，教书的记忆已很模糊，反倒是她发脾气的样子、满街回荡的爽朗笑声，以及她对两个儿子的宠溺，更让我印象深刻。她教过我们唱歌，指导我们排练过“三句半”，还带我们去镇上、公社演出过。她牙齿雪白，嘴唇线条分明，眼睛又大又圆。
我的小学毕业成绩是张玉梅老师填写的，之后她就离开了我们村，我也去了侯林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