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田晓东
1959年，丰子恺先生的幼子丰新枚考入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同年8月底，丰新枚赴天大报到途中，丰子恺就开始惦念儿子，给他写信，舐犊情深。9月25日，丰子恺给新枚的信中写道：“明年四月开政协大会时，全家都去北京，回来时去游天津。天津确是个好地方，我向往已久，因为李叔同先生在天津出生。四五月时，天津的气候料想不错。”
这封信原是用日文写的。丰子恺用的日文“憧憬”后被翻译为“向往已久”。“憧”字的原意“往来思虑”，或许更能代表丰子恺对天津的心境。丰子恺信中提到的“李叔同先生”，是他与天津结缘的开始。
“艺术淑世”缘师承
1914年，17岁的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遇见了担任音乐、图画课教员的李叔同先生。在亲承謦欬的弟子丰子恺看来，李先生不仅“温而厉”，更具有人格上的两个亮点——“凡事认真”和“多才多艺，一通百通”，“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
“凡事认真”和身体力行密不可分。丰子恺每次去李先生的房间，总会看到书案上摆着一部明朝人刘宗周著的《人谱》。在书的封面上，李叔同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
李叔同把《人谱》中“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给丰子恺等几个学生，“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这一幕在丰子恺笔下才能见到的情境，让人觉得亲切而又真实。
李叔同“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强调“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丰子恺，使他对《人谱》产生一种膜拜的心情。“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在成都旧书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李叔同“多才多艺，一通百通”，或者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丰子恺崇拜李叔同，在绘画、音乐等方面追随老师“艺术淑世”（所谓“艺术淑世”，即通过艺术创作和审美教育，达到美化人的心灵，改进社会风气的目的）的脚步，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肇始于1925年的“子恺漫画”，既是儿童蒙养的心视窗，透着浓浓的童趣和温情；又是成人生活的调味剂，风致简美中含了淡淡的伤感，至今为各界人士喜闻乐见。丰子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
1927年9月28日，已经出家为僧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云游到上海，住进弟子丰子恺江湾永义里的家里。法师按戒律是过午不食的，丰子恺的夜饭吃得很迟，所以每当别人用晚饭时，他们便开始了每天的师徒谈话。丰子恺在《缘》一文中记述：“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晨省夕对，持续了一个月，使得丰子恺发出“世间的因缘何等奇妙不可思议”的感叹。
丰子恺曾用“三层楼”作比喻，解释李叔同出家的过程。“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然而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1939年，适逢弘一法师60寿辰，辗转流亡大后方的丰子恺绘成接续《护生画集》初集的《续护生画集》，共60幅画，寄往福建泉州开元寺请法师配文。法师致信嘱托：“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见信回复恩师：“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1942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弘一法师安详示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1946年后，协助完成《护生画集》的师长夏丏尊、李圆净相继离世。《护生画集》功德圆满的使命落到丰子恺一个人肩上。
1973年，丰子恺冥冥之中感到余年无多，开始创作《护生画集》第六集，比法师诞辰百年提前6年完成了百幅画稿。1979年10月，《护生画集》全六集（字画各450幅）在香港出版。当时，丰子恺已去世，不及亲眼看到。
丰子恺谨遵誓约，义无反顾，从1927年至1973年，历时46年完成共六集的艺术精品《护生画集》，被赞叹为：“临难不渝，为常人所莫及。其尊师重道之精诚，更为近世罕觏。”
真影重光自津门
1933年春，丰子恺在故乡石门湾老屋后面，建起高楼三楹，是为“缘缘堂”。
当年李叔同出家前夕，把自己早年的一包照片赠与弟子丰子恺，丰子恺把恩师的照片保存在“缘缘堂”，并常常出示亲友，供大家欣赏、品评，也从不吝惜借给他人。
抗战期间，“宁作逃难者，不作亡国奴”的丰子恺带领一家老小踏上流亡之路，只好把“缘缘堂”置之度外。1939年2月，丰子恺友人从上海寄来明信片，告知报纸上说石门“缘缘堂”全部焚毁。
在《还我缘缘堂》中，缘缘堂主人丰子恺写道：“黄昏酒醒，灯孤人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门湾的缘缘堂来”，“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
因恩师李叔同所赠照片连同《人谱》等书籍随“缘缘堂”化为灰烬，丰子恺时常懊悔没把它们随身带走。数年后的一天，寄居大后方的丰子恺忽然接到天津某居士的一封信，“内附照片一套，正是法师给我的那一套”。
这次失而复得令丰子恺大喜过望，深感庆幸。他看罢信，“方知这套照片保存在缘缘堂期间，曾一度借给天津某居士”。居士信上说：“他曾经重印许多套，遍赠同志”。
1950年3月，丰子恺作《拜观弘一法师摄影集后记》时，已记不起这位“天津某居士”的姓名。据天津文史学者王勇则和研究李叔同的专家研讨论证，天津佛协原会长张伯麟或是“天津某居士”，抑或是当时复制李叔同照片的若干居士。
张伯麟曾在天津法租界创建张伯麟医院，任院长；与人开设神功大药房，任经理。1937年七七事变后，主持设立产妇医院，救助苦难中的妇孺。1951年任天津市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天津市分会副会长和会长。弘一法师和张伯麟交游颇深。1937年，时在福建泉州的弘一法师为张伯麟写《心经》一幅，并为张伯麟书《华严经》集句联一副：“慈悲甚弥广，智慧不可量。”
大约在1937年初，弘一法师应倓虚法师邀请，准备前往青岛湛山寺讲法。津门佛教人士闻听消息，急切盼望远离故土20余载的法师回趟故里，一时有关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回忆文章与相关报道喧腾报章。这种形势下，张伯麟居士从丰子恺处借来李叔同青年时期的照片进行复制也就顺理成章了。
津人寄谱续前缘
丰子恺如何藏有李叔同印谱呢？还要从一位叫徐广中的人说起。
1965年春，丰子恺收到一封自天津寄来的邮件，内有《李叔同先生印存》钤印本一册，封面署“甲辰（1964）秋广中”，钤白文印“徐拓”。
徐广中，名拓，是李叔同家桐达银号的账房先生徐耀庭之孙。徐耀庭祖籍河北省盐山县，年长李叔同23岁，可谓是少东家李叔同的忘年交。据天津博物馆藏李叔同写给徐耀庭的信札记载，每称“耀庭五哥大人”或“耀翁五先生大人”。
徐耀庭在书法、篆刻方面曾给予李叔同一些启蒙。李叔同在信中多次谈及篆刻事宜，例如：“弟昨另镌图章数个，印一纸上，谨呈台阅，并希指谬”（一八九六年六月初九日）。李叔同16岁时已对篆刻表现出极大热忱，屡屡觅石奏刀，18岁时即有出版印谱的打算。李叔同曾手作一枚朱文印“落花水面皆文章”，送给徐耀庭。
徐广中传承家学，自是书道中人，浸润祖父留给他的李叔同信件、印谱、画页、墨迹的同时，不吝捐赠，曾一次捐给天津博物馆李叔同的书信16通。
1965年前后，丰子恺曾经呼吁社会，要妥善保管好弘一法师的遗墨等文物，得到徐广中响应。为了给李叔同印谱找个更稳妥的存处，徐广中把《李叔同先生印存》寄给了丰子恺。丰子恺在致徐广中信中道：“你集的一册，虽是少作，却是亲笔。”这本书后传到了丰子恺的外孙宋雪君处。
2015年秋，天津藏书家车志强得知宋雪君藏有《李叔同先生印存》后，厘清了《印存》的传承。经宋雪君同意后，其影印版以《丰子恺藏李叔同印谱》面世，为丰子恺与天津之缘增添了浓浓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