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晚年之时，如果在他面前评说世事人物，他往往会连连罢手，示意我暂停。什么原因？因为他年轻之时说话“少个把门的”，曾经吃过亏。对于他这样的做法，我很不以为然，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我都是快60岁的人了，还怕这怕那，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能说，那不得委屈死了？”一想到父亲这辈子太过提心吊胆，树叶子掉下来都怕被砸破了脑袋的心境，我觉得十分悲哀。
近日读史，忽然发现五胡十六国之时有一人竟然是“知己”，他就是南燕大臣封孚。
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晋纪·晋纪三十六》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南燕国主慕容超的猜忌、暴虐一天比一天厉害，政令完全由受他宠幸的掌权者颁发，自己则沉迷于游牧打猎，封孚等人规劝，他也不听。慕容超曾有一次在金殿之上问封孚道：“朕可以和前代的哪位君主相比？”封孚回答说：“桀、纣。”慕容超既惭愧又气愤，封孚则缓缓地从容离开，神色不改。另一位大臣鞠仲对封孚说：“与天子说话，怎么能够这样呢？你应该回去谢罪。”封孚说：“我现在已经年过七十，只求死得其所罢了！”
慕容超作为国主，问封孚自己可以与前代的哪位君主相提并论，封孚有些难以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慕容超个性上的缺陷太过明显，国家治理又一塌糊涂。按照“为尊者讳”的古训，封孚比较聪明的做法可以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亦即努力回避这一问题。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他直言不讳，把慕容超跟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暴君也是昏君夏桀与商纣并列了，慕容超能高兴吗？不高兴，一怒之下，是不是可能将封孚打入牢狱甚至弃市？
明明知道这样说，国主不高兴，自己可能有性命之虞，但还是这样说了，那是因为封孚丰富的人生经历，已经让他将生死问题看得很淡很淡了——他“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一句，可谓视死如归。他要的是什么？是畅快的表达，是对国君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他这样做的背后，也有可能潜藏着试图通过这样极端的方式，唤醒慕容超的良知与理性的用心。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三观”绝非他人的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所以，在这番君臣对话过后不过五年时间，慕容超就国灭身亡了！
我们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作为人臣，慕容超身边像封孚这样赤胆忠心直言相告的臣子不是很多。比如说，那位劝封孚赶紧回去向慕容超道歉的鞠仲（时任朝廷司空），与封孚的想法和做法就截然不同。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的太少，对于国主只是一味讨好与逢迎的臣子太多，因为如此这般，慕容超的毛病又怎可能得到及时的指正？指正都十分不易，又怎么谈得上改正？错误不断叠加，导致的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