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少则得，多则惑”六字，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世人对“多”的执念。古人早有验证：真正的收获从不在“多取”里，反倒藏在“少选”的清醒中。
楚国名相孙叔敖临终前，给儿子留下最特别的遗嘱：楚王若赏封地，万不可要肥田沃土，只求楚越边境那片叫“寝丘”的贫瘠之地。那地方沙砾遍地，连野草都长得稀疏，楚国人嫌它名不雅，越国人嫌它土不沃，谁都不愿要。可正是这份“少人觊觎”，让孙家子孙守着这片薄田，安稳度过了数代春秋。后来有人问起缘由，孙家后人说：“若当初贪了沃土，早被权贵争抢，哪有今日的安稳？”这“舍丰取瘠”的选择，恰是“少则得”最朴素的现实呈现——少一分他人眼红的“多”，便多一分长久安稳的“得”。
鲁国大夫秦西巴的故事更见心性。他曾奉命给孟孙押送捕获的小鹿，半路见母鹿跟着车驾哀鸣不止，竟擅自放了小鹿。孟孙气得将他赶走，可三个月后，却亲自请秦西巴回来做儿子的老师。旁人不解，孟孙只说：“连一头小鹿都不忍伤害的人，怎会不对我的儿子尽心？”秦西巴舍弃了“完成任务”的功，却得了“值得托付”的信；少得了一头猎物，却多得了他人一生的信任。这份“少取”的德行，比任何一时的功绩都珍贵。
最能将“少则得”说透的，当属北宋名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赵普出身行伍，读书不多，却偏偏认准了《论语》这一部典籍。每次处理朝政遇到难题，他便闭门静坐，翻读《论语》，书页被手指磨得发脆，重要章节旁还画满了圈点。宋太祖曾问他：“天下典籍万千，你为何总盯着这一本？”赵普答：“《论语》虽只二十篇，却藏着待人接物的真义、治国安邦的根本。吃透半部，便够应对天下事了。”他可不是说空话：当年劝太祖“杯酒释兵权”，用的是《论语》里“和而不同”的智慧；后来辅佐太宗选用贤才，靠的是“见贤思齐”的准则。朝中那些读遍经史子集的翰林学士，论起繁杂典故或许比他强，可论起实实在在的治国本事，却远不如赵普这“半部《论语》”来得精深。这便是“少则得”的极致——少在典籍数量上的贪求，多在学问深度上的钻研，反倒能得旁人难及的真本事。
反观今人，有些倒像贪多求全的逐利者：手机里存着几十门网课，可半年过去，连一门课的笔记都没记全；职场上抢着接下三四个项目，总想着“多做多得”，结果每个项目都做得潦草应付，反倒丢了口碑；还有人热衷收藏各类“成功学书籍”，书架堆得满满当当，却连最基础的“专注”二字都没读懂。他们总以为“多”就是 “得”，却忘了“多则惑”的古训——把心思散在十件事上，不如把力气聚在一件事上；囤十本没读的书，不如把一本好书读透。
赵普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孙叔敖用一块薄田保子孙，秦西巴用一次善举得信任。这些古人的智慧都在说：“少则得”从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主动的聚焦。少一点浮躁的“多求”，多一点沉静的“专注”，方能在人生路上真正有所得，不被繁杂的欲望迷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