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部文学版图上，刘亮程的长篇小说《长命》（译林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犹如一座遽然隆起的山脉，使文学爱好者不得不正视其存在形态和存在价值。作为刘亮程凭《本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小说，《长命》在超越传统乡土叙事边界的同时，构建了一个现实与超现实相互交织彼此融汇的西北村庄世界。
《长命》是刘亮程六十岁时完成的文学作品，也许只有到了花甲这个年龄，才能系统地钩沉和深入思考生命漫长的链条。《长命》植根于中国文化血脉相连的生命谱系，透过主人公郭长命与神婆魏姑的双重视角，展现了中国人千秋万代的厚土长命。郭长命代表着现实的、可触可感的世界观。作为乡村兽医，他生活在具象的日常生活中，面临着黄牛改种、村庄搬迁等现实困境。他的视角植根于土地，体现着作家对乡土中国深刻的关注与理解。而魏姑则拥有一双凝视死亡、洞穿阴影的超世俗的眼睛，她代表着超现实的、不可见的幻觉维度。通过她的视角，作者打破了生与死的界限，创造了一个“过去现实”与“真实现实”并置的文学空间，这种双重视角的叙事策略，不只是小说技巧与方法的创新，更是一种哲学观的文学呈现。
在小说中，时间不是线性的、不可逆的流逝，而是循环的、可逆的甚至是可穿透的存在。这种时间观最明显地体现在小说的“追钟声”游戏中。孩子们与钟声赛跑，钟声从身后追来，远方的石人子山和茫茫戈壁传来另一口钟的回响，相聚千里之遥的两片钟声在荒凉空旷的时空里交错和共鸣。钟声在小说中成为连接不同时间维度的媒介。这里，钟声不仅是一种声音现象，更是一种时间性的隐喻——它同时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着生者与死者的世界。在作者看来，生命并不是短短百年，而是祖先的千年和子孙的万世，这种时间观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体生命局限的可能。
《长命》设置了两组核心矛盾：李乡长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碗底泉”的搬迁工作与郭长命父亲执意不肯的对立；以及作为兽医的郭长命未能完成乡里布置的土黄牛改种任务。这些冲突本质上是一种二元性的“现代性冲突”，是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对立。熟悉当代乡土题材小说的读者对这种冲突结构一定不陌生，但刘亮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陷入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单叙事中，而是通过“魂”和“神”的世界对单一的现代性冲突进行了“减速”。这种“减速”叙事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否定，而是对现代性单一速度的反思与抵抗。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鬼魂往往被呈现为恐怖、怪异的形象，《长命》却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亡灵美学”，作者笔下的鬼魂不再是可怕的存在，而是温暖的陪伴。在小说中一眼万年的少年之爱，令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些描写充满诗意与温情，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印象，这种亡灵美学的构建不仅是一种文学创新，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
《长命》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叙事，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寻踪。刘亮程通过一个家族的生老病死的故事，试图探索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文化密码。小说中，郭长命与魏姑为高祖郭子亥引魂归根的旅程，象征着对文化根源的探寻与追踪。刘亮程在《长命》中创造了一种既扎根于乡土又超验现实的诗意语言，这种语言有一种独特的质感，既厚重又轻盈，既具体又抽象，能够将最平凡的乡土生活细节转化为深刻的哲学思考，将最质朴的农民话语提升为诗意的表达。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源于刘亮程对汉语本质的深刻理解，在小说中语言不再是叙事的工具，而是叙事本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了时间的停滞和延伸，生命的短暂和永恒。
刘亮程在《长命》中构建的不只是一个村庄的世界，他通过郭长命和魏姑的双眼，让人们看见那些被现代性喧嚣所遮蔽的生命本质。
那条从新疆到甘肃的引魂归乡之路，正是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寻根之路。钟声在戈壁滩上久久回荡，穿越生与死的界限，它提醒我们：生命之长不在年岁，而在血脉与文化的永恒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