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十六、兼容并包与不拘一格（3）
实际上我的“试点”并非孤军作战，许多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也在为此奔走呼号，借以扩大声势。1983年8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根据黎澍建议，此次会议重在讨论交流而无需提交正式论文，参与者只要交个提纲就可以了，论文可以在会后撰写。会议果然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而又据理力争。我也积极参与讨论，并且发表意见。会后，我把这些意见，结合我们平素讨论的心得，写成《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分别就概念、模式、类型、布局等重要问题抒发己见，并且把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典型，深入给以阐析。我并非拘泥，选择马克思、列宁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伟大领袖”，而是视其为极好的学问家来发挥其精义。所以我在文章的开头就说：“每当我阅读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版序言，总是被他那永远不知满足的科学追求精神所感动。”这也并非套话，而是我的内心独白，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此文随后经由《历史研究》刊发，在学界颇获好评，有些院校曾采用作为博士研究生指定参考教材。
在“文革”后学术拨乱反正方面，过去中外学界比较重视我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的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其实我为《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花费的心血更多，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也更为艰苦。可惜当今很多年轻学者，热衷于搬取外国学者的学术模式与范畴，却不重视通过自己的活学实践摸索真正属于自己的门径与理路，因此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乃至削足适履，敷衍成章，徒然制造学术赝品。
我对博士生的挑选也是不拘一格，看重的不是考试成绩，而是其总体素质与学术禀赋。例如何建明与郭国灿原来是攻读哲学史的，张富强原来攻读世界古代史，毕业论文更是有关地中海考古，与中国近代史相距甚远，我都看好其各自潜在优势，优先给予录取。何建明为萧萐父的硕士生，受过良好的哲学史训练，其师亲自推荐从我攻读博士。哲学史重总体把握，但容易流入空疏，他来华师后在考据实证上狠下功夫，所以对中国近代佛、道两教的历史研究很快就崭露头角。国灿则是我亲自指导的年龄最小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