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期间，父亲病重，我回山西老家待了一周，照护老父亲。眼瞅着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我匆匆忙忙又赶回了北京。年关将至，不料，父亲撒手西去，不胜悲切，苍凉之感挥之不去。家里最后的一个老人离去了，曾经的家，都变成了悲酸的回忆。
我出生在山西晋南的一个千年古镇上，历史悠久得都无法细细考究。因为全家都是农民的缘故，我很少提及镇，而愿意将我的故乡称之为村。全家八口人，爷爷奶奶、父母、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是长子长孙。就像人们常用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来描述我们的国家，我生长的环境也非常贴合我们的国情。这似乎注定了我将是芸芸众生中最平凡的一员。童年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司马光、卫夫人、嫘祖是我们县的历史名人。我们家庭的构成，倒与样板戏《红灯记》相似——复杂。
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北京知青丁梅芳老师给了我一本长篇小说，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有了一个文学梦。文学梦像是孙悟空用金箍棒划出的圆圈一样，很好地保护了我。贫困、疾病，都不能给我带来严重的伤害。很可惜的是，我们兄妹四人，差不多都是小学之后，不再上学。爷爷是水平很高的手艺人，他把炸麻花的手艺传授给了我们兄弟三人。爷爷的话是：这是你们一辈子的饭碗。人生在世，学一门手艺，便可以生活得舒服一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弟弟，一边跟着父母种地，一边在饭店打零工。那时，我还在村委会做通讯员、广播员。那一年，在另一个小镇炸麻花时，我看了根据路遥的小说《人生》改编的电影，热泪盈眶。《人生》的电影，很像我的人生。所以，我非常愿意把路遥的《人生》视为他写得最好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无论如何优秀，也不是我的世界。不过，那个时代，文学是神圣的，受人尊敬的。
后来，我在《运城日报》发表了一组诗作，副刊的编辑老师推荐我去另一县的职业中学就读写作班。1985-1988年，我不再打工、种地，而是继续做我的文学梦。有梦的人，总是和一般人有所不同。痴、傻、呆这些特征，多多少少是要沾一些的。那时，国家的教育制度改革，一批中学生因为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而被大学录取。由于我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很幸运，被山东大学免试破格录取。当然，南开、北大、人大、武大也都有。没想到的是，父亲很心酸地规劝我，不要上大学了，家里没有钱。我很清楚家里的经济情况，所以我咬咬牙说：“爸，不用管了，我自己解决吧！”
大学四年，我自己借钱读完。我喜欢做梦，总把未来想得很美好。我想：大学毕业后，我会挣很多钱，还账不是问题。1992年，大学毕业那一年，国家不包分配了，实行双向选择。同学忧心忡忡地问我：“你毕业干啥去呀，国家不分配工作了。”我豪情满怀地回答：“无所谓吧，不行，再干老本行，炸麻花。”父母觉得全家人就出来我一个，希望我回山西工作，对家里也是个照应。不承想，山西没回成，被指令计划分配到陕西。那一年，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铁饭碗，我进了工厂。
进了工厂才发现，不仅挣不来很多钱，相反，少得可怜。工作第三年，母亲去世了，半年之后，爷爷去世，再半年，奶奶去世。经济上负债累累，亲人相继过世，在我的情感上雪上加霜。在工厂工作十一年，我依然在做我的文学梦。2004年，我在北京入职出版社，终于如愿以偿，从事上了自己理想的职业。2007年，被单位人才引进，全家迁入北京，但我依然在还债。负重前行，不是空话，我确实用20多年的时间在偿还借款和贷款。记得初进北京，每月三千多工资，我每月还贷就需要五千多。那时候，葛翠琳老师、金波老师都非常关心我，给了我不少编书上的支持。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京漂族，迷茫过，苦恼过，无奈过，但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白天工作，晚上干兼职，很多夜晚，都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我的妹妹和弟弟在乡下，也一直在努力。爷爷一代，一穷二白。父亲一辈，负债累累。我们兄妹四人，都是拼过来的，苦过来的。
现在，大家的日子比从前富裕了很多。我们的家越来越大，三弟一家人的儿孙辈加在一起，都比我们原来那个大家庭人口多。新的一代，可选择的机会更比我们那辈多了不少。而好运，永远只钟情于勤劳奋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