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纽扣早已被人们视为服饰上的寻常物件，然而有一类扁圆形的黄铜纽扣却与十九世纪中西贸易紧密相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类纽扣被称为“铜鎏金机制币式扣”，对其质地、色泽、形状和制造工艺均有详细描述。在英文资料中，这类纽扣被称作“中国贸易纽扣”或“东方贸易纽扣”。这些小小的纽扣不仅是宫廷时尚的见证，更因其背面镌刻的洋行铭文与正面融合中西的图案，成为研究19世纪中西贸易、科技传播与社会变迁的独特“金属档案”。
纽扣图案内藏变革
天津纽扣收藏爱好者崔省柱先生收藏铜鎏金机制币式扣（以下简称币式扣）已近40年。最近，笔者和他将千余枚纽扣进行了整理归类，为上百种图案逐一命名（《鎏金岁月——从贸易纽扣看中西文化》）。
为币式扣命名并非易事，但从传统的中国吉祥图案这一思路入手，我们找到了一条捷径。当时的设计者将中国吉祥元素在小小的扣面上尽情发挥，从带有福、禄、寿、喜、富贵、多子的吉祥文字图案（图1），到文人典故、民俗信仰、珍禽瑞兽主题，丰富多彩。
币式扣设计还融入了很多西方元素，以展示当时西方的文化、科技。从故宫珍藏品及晚清旧影中，不但能看到慈禧太后身着饰有币式扣的盛装，还能窥见皇后嫔妃们在币式扣图案选择中的小秘密。例如《清宫后妃氅衣图典》中有一件氅衣使用了“蒸汽明轮（指以蒸汽机为动力，并通过两侧或船尾的巨大轮状装置来推进的轮船）”币式扣。崔先生介绍说，“这款纽扣很常见（如图2），应该是当时的流行款式”。“红色缎绣子孙万代纹夹氅衣”是清光绪皇后春秋时节喜庆吉日的便服，讲究的面料满身绣缠枝葫芦纹，寓意子孙万代绵延不断。“蒸汽明轮”币式扣似乎与传统的缠枝葫芦纹并不相配，但皇后的心思或许就藏在纽扣设计中。
从众多含有帆船、轮船图案的纽扣设计中，可以想见天津港在晚清的繁忙景象。外国轮船在同治二年（1863）开到了天津，烟囱里冒着滚滚浓烟的“蒸汽明轮”（图2、图3）出现在人们熟悉的帆船（图4）背景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蒸汽动力耗费大量燃料，为了减少消耗，早期的远洋外轮保留了船帆，在顺风的水域可以使用风力，在逆风逆潮的水域则使用蒸汽动力。由于运输耗费比帆船高，载物量又较帆船少，早期的远洋蒸汽明轮只限于乘客和重要物品的远洋运输。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公派的30名留美幼童们就是乘坐这样的轮船离开家乡远赴美国的。当时，从中国上海跨越太平洋到美国旧金山的航行约25天，这比1847年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乘帆船绕好望角98天的行程已大大缩短。可以想象，当年乘坐蒸汽轮船的新奇感一定不亚于20世纪乘坐跨洋飞机。
币式扣将当时的新科技引入宫廷贵族生活起居，其商业说服力可见一斑。19世纪80年代，中国还没建设铁路，而国内三家主要轮船公司已拥有42艘蒸汽轮船，在广东和扬子江（长江）下游的多条水路及沿海通商港口间穿梭。蒸汽轮船在中国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河运技术，带来了资本商业，更激发了清政府的一系列变革。
纽扣上的天津信息
除了精美的扣面设计，币式扣最为特殊的是扣背设计。就像陶瓷爱好者一定要把瓷器翻过来查看瓷器底部的落款一样，币式扣的扣背有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标注的纽扣质量、产地、制造商信息，还有用中文标注的洋行、商号等多种符号及图案。因为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崔先生对纽扣背面带有天津的字样尤为关注。
“鹤舞祥云”（图5）“船上恋人”（图6）“金凤蝶”(图7) 的扣面各有寓意，但扣背设计相似。扣纽一侧有“天津怡和洋行”字样，另一侧为龙纹图标。1860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北京条约》，将天津增列为通商口岸。天津成为英、法、美、德、日等国在华贸易的地点。各大洋行纷纷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怡和洋行。它由苏格兰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于1832年在广州成立，从买卖茶叶、丝绸、鸦片起家，业务逐渐涵盖纺织、农副产品、金融、航运、铁路、房地产、保险等。
1863年，怡和洋行的轮船开到了天津，1867年在天津设立了分行，以航运业务为主，涵盖远洋航运和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航运。天津怡和洋行特别将其名称用于纽扣背面，巧妙借助了纽扣切合民心的广告效应。翻看扣面设计，“鹤舞祥云”扣以双鹤雌雄相随隐喻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船上恋人”扣也称风雨同舟，承载了人们对爱情、婚姻美满和谐的渴望。而“金凤蝶”扣以蝴蝶读音似“福叠”，隐喻福气叠叠。此外，带有“怡和洋行”和龙纹背标但没有“天津”字样的币式扣款式还包括“买臣负薪”“麻姑献寿”等。这些寓意吉祥的纽扣设计怎能不让消费者动心呢？
在早年的英文文献中，天津的英文译名曾使用Tientsin、Tien-chin、 Tiencienwey。一枚主题为“任重道远”的币式扣背面的英文使用了TIENTSIN标识（图8）。扣面图案是一只双峰骆驼，似乎表达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这家洋行特别挑选骆驼图案或许是期望骆驼形象能给人以可信赖的亲切感，或许是借用骆驼早年在丝绸之路国际贸易中的运输功能，以凸显洋行开辟的中外贸易通道。
币式扣与天津赛马
天津成为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后，居住的外国人日益增多，租界的各项娱乐消遣也应运而生，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赛马。从几枚赛马纽扣回顾天津赛马的历史，似乎能窥见一个多世纪前赛马场上的惊心动魄。
天津英商赛马会创始于1863年，最早的跑马场位于今西开教堂和教堂后一带。早期的天津赛马会虽不如北京、上海、香港的赛马会规模大，但也很有名气。英国外交随员米托尔在《外交随员在北京》一书中提到：“这儿的马只是蒙古马驹，是人们的乘马，不是赛马用的马，但它们却能以7分40秒完成3英里的马赛……”这里提到的蒙古马来自今中国内蒙古地区，蒙古马的特征是体形小而紧凑（图9），马头大，马腿虽短但非常强壮，马蹄很大，马鬃、马尾都很长，奔跑时潇洒飘逸。蒙古马以持久的耐力和负重能力而著称，但因其野性十足，驯马师和马夫要耐心调教和照料（图10）。
1886年，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司长的英籍德国人德璀琳，凭借与李鸿章的私交，在获得佟楼附近200亩土地后修建了新赛马场。新赛马场有1.5英里长的环形土地跑道，可容纳14至18匹马同时竞赛。德璀琳的赛马场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被毁，但次年便得到重建。随着北京至汉口铁路的开通，一支通往天津的支线方便了参赛马匹在京津两地的运输，同时也方便了热衷赛马比赛人士在京津两地的往来。20世纪初，赛马业已成为城市红极一时的娱乐博彩活动。赛马活动的风靡在币式扣上有形象刻画，扣面上的骑师有的紧握缰绳，有的高举马鞭，他们胯下的骏马四蹄离地，飞奔向前。“赛马选手”扣，除了精美的扣面设计外，扣背的菱形风筝图标还提示纽扣的生产日期为1868年11月26日。如今天津的马场道地区已成为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为中外游客展示天津百余年来的历史变迁。
铜鎏金机制币式扣虽是晚清服饰上的小物件，但它体现了19世纪东西方文化、艺术、技术的融合。它作为国际贸易的信使，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点点发光的金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