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川江运粮船（13）
卧室内有两张竹床和一张简易桌子。由于另一张床空着，正好放置衣物、书报及其他生活用品。吊脚楼简陋至极，黄土糊的墙壁难以遮蔽风雨，江风略大时整个竹楼都摇摇晃晃，仿佛仍然睡在船上。但最大的优点是有电灯和自来水，正好让我静心读书写作。
我的业余兴趣仍然偏好文学，觉得自己的少年时代有点像高尔基，因此写一些川江流浪的见闻与感触。我有一个日记本，所记除根据记忆重写的几篇高中时期的得意作文（如《春的礼赞》）外，大多是离开学校以后的经历，并且取了一个略显苍老的名字——《昼梦录》。因为几经挫折以后产生了悲观情绪——一是觉得社会上的丑恶与不公平太多，与书上写的、与我所想象的美好世界相距甚远；二是觉得抗战前途不明，胜利遥遥无期；三是觉得自己软弱无力，难以掌握命运——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而且还远远不及罗亭。罗亭诚然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我却连话都说不好，更没有他那样崇高的理想与非凡的个人魅力。罗亭最后终于参加巴黎公社起义，手执红旗战死在弹雨丛集的街垒，而我却从来不敢公开向反动权势挑战。我开始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甚至自认为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此外，我自幼体弱多病，性格乖僻，亲友长辈多有不祥预感，有些人甚至断言我活不到二十岁。市人言虎，众口铄金，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压力，自己也预感必将夭折。我在九中时曾写过一首长诗，自喻为一颗无名的小流星，愿以生命的陨落划破天空的黑暗。
但我从来没想过自杀，并非由于怕死，而是因为亲情难舍。想到父母远在赣南，必定经常倚闾期望游子归来，想到世间有众多好人对我的同情与关爱，我确实不忍薄情离他们而去。我仍然热爱这个祖国，热爱现实生活，至少我还可以在阅读中徜徉于一个高尚而美好的精神世界，那个世界的真善美如同春天的雨露一样不断滋润着我的枯萎心灵。离仓库不远有一座新开的大书店，我常利用晚间和整个星期天前往看书，当时并没有任何预订目标与计划，无非是随兴所之的闲阅，在阅读中享受几分闲适与若干情趣。由于工资自给有余，我也曾买几本新书回去从容品读，如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除文学书籍外，我在计政班又养成阅读社会科学书籍的习惯，在书店也曾站着翻阅过若干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尽管是似懂非懂，但也觉兴味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