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首部
研究蟋蟀专著《促织经》
斗蟋蟀是中国民间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而且还是一项颇具“民族特色”的民俗活动。小小蟋蟀，牵动着千万人的心，从古至今，自宫廷到民间，喜好此游戏者大有人在。
根据文献记载，斗蟋蟀的活动最早出现在唐宋时期，南宋的杭州城里斗蟋蟀活动十分活跃。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当时的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上专有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因为玩者众多，城外农民专有人捕了来卖给城里人。
这一民间爱好也传到宫中，南宋太师平章贾似道就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而且具有极高的玩斗技巧。更绝的是，他对蟋蟀不仅是玩玩而已，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写的《促织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比外国人法布尔的那部科普著作《昆虫记》早了七百多年。
此书共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几部分，对蟋蟀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仅蟋蟀的体色就分为青、黄、红、紫、黑、白；而红又分为真红、水红等，青又分为真青、深青、淡青、紫青、灰青、虾青、蟹青等，黄分真黄、红黄、紫黄、深黄、淡黄、狗蝇黄等。其他尚有花麻头、紫金翅、青灰项、白麻头、红麻头、黄麻头等名目。而且人们还发现了蟋蟀的体色与其斗性是有密切联系的，提出“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的说法。其他如在蟋蟀的饮食、沐浴、配雌、治疗等方面也有非常细致的论述。
作为一种古老的游戏，斗蟋蟀活动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历千年而不衰。上世纪80年代，天津则成立了第一家蟋蟀协会，不但组织会斗，也在电视上播放了比赛实况。
后来，上海等城市还建立了专门的蟋蟀市场，并举办了规模空前的蟋蟀大赛，吸引了国内外不少新闻机构加以报道。日本的传播媒介录下实况，把这项有趣的中国民俗行动介绍给本国观众，使他们对中国丰富的民俗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诗赋中蟋蟀
与悲秋紧密相连
蟋蟀还曾经是无数骚人墨客吟咏的题材，令古往今来多少多情的读者愁肠寸断！因为蟋蟀的鸣叫声具有悲凄忧怨的特色，所以在古代诗赋中，蟋蟀往往代表悲愁哀怨之情。如唐代张随《蟋蟀鸣西堂赋》：“若夫八月在宇，三秋及门，清韵昼动，哀音夜繁。潘生感而增思，宋玉伤而断魂。”听到蟋蟀的叫声，作者产生了人生短暂的念头，于是借秋景以抒发自己的感慨。秋天是一岁将终的季节，此时万物凋零，自然间的不少小生命也行将结束。此时的一草一木，一缕北风的吹拂，一阵秋虫的鸣叫，都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联想。
悲秋并不是单一的情绪，它很复杂，包含着多种因素。再如唐李子卿《听秋虫赋》：“则有三年逐臣，千里远客，乡路何处，君门且隔。吟泽畔之风秋，卧江皋之烟夕。逆旅愁听，鸣蛩四壁；欲解寒衣，萧然泪滴。”你看，因秋而悲者不只是多情的诗人，放逐之臣会想起昔日的荣华富贵而倍感沮丧，孤守空床的思妇会想起飘泊远方的丈夫而更觉孤苦，失恋的男女会想起热恋的时节而愈益悲伤。
为什么鸟语花香使人精神愉快，而蟋蟀的鸣声却那么令人伤感呢？蟋蟀并没有感情，不懂得喜怒哀乐，鸣叫是它的自然属性，并非因为有什么伤心事。每当夏去秋来，黄叶随着寒风落地，蟋蟀们的鸣声四起，总会引起多愁善感的人们的无限忧思。蟋蟀的这种感人力量，既来自于紧密相联的季节秋天，也与蟋蟀的本身有一定关系。
早秋的蟋蟀，叫声清澈嘹亮，能给人以美感。但到了晚秋，蟋蟀时断时续，略带颤音的鸣声，变得有气无力，给人以如泣如诉的感觉，难免让人思绪万千。故李子卿在赋中作了这样的的解释：“且虫声也无端，人之听也多绪。亦由心羁者多感激，志苦者易凄楚。”现代心理学将之称为“移情作用”。
蟋蟀入画
再现鲜活民俗生活
草虫之入画也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服饰、壁画中，就出现了草虫的形象。
现在所见最早的蟋蟀入画是在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中，除了蟋蟀，还有蜂、蝉、飞蝗、蚱蜢、天牛等，极精细准确，用色浓淡相宜，可谓创工笔草虫画之高峰。宋代有一幅署名苏汉臣的《百子图》，即是一幅蟋蟀题材之作，直接表现了宋代斗蟋蟀的情景，对我们认识古代斗蟋蟀的历史有很大价值。画面中有七个男女幼童围在一起，有蹲有坐。地上摆着几个蟋蟀罐，和一个用来比蟋蟀大小的比笼。一童正手执斗栅，半蹲着往打开的蟋蟀盆里倒蟋蟀，好象是刚斗完的样子。其他几个小童都专心致志地看着他手中的动作。与他相对的小童坐在地上，手里紧紧地捂着一个蟋蟀罐的盖子。趴在地上的小童手托左颊，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这副画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像前代的草虫画那样，只把蟋蟀、草虫本身作为表现对象，而是以可视的形象生动再现了斗蟋蟀这一民俗现象，所以它的认识价值要比一般草虫画大得多。
清代末年还有一幅描写清末上海斗蟋蟀的绘画作品。这幅以石版印刷的画生动地展示了清末上海斗蟋蟀的热闹场面。斗场安排在一个豪华的公馆里，或许就是个专门会斗蟋蟀的斗场。墙上靠着的百宝格里排放着各种蟋蟀罐，窗下一张条案和桌椅上，也都摆着式样各异的蟋蟀罐。在厅堂的中间，一张八仙桌前正展开蟋蟀的激斗。十余人围在桌前，盯住斗栅观看。有的手执芡草，有的伸手指指点点，一派兴趣盎然的样子。桌子上的斗栅是方形的，旁边放着一只过笼。整个画面上的人物众多，神态各异，但无不与斗蟋蟀相联系，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清末上海的斗蟋蟀之风。
近世草虫画的大家，当推齐白石为首。齐白石一生作品无数，最多的就是花鸟草虫画。他尤喜画蟋蟀、蝈蝈、螳螂。他有一幅《豆角蟋蟀》，草草几笔画出豆角的花叶枝蔓，架下有十八只神态各不相同的蟋蟀，有的正在寻找战斗的对手，有的双须相接已做好战斗的准备，有的则经过激烈地嘶咬，败者慌忙逃窜，胜者在后猛追；还有两只远远地躲在豆叶下，正在眺望同伴们的游戏。整个画面生气盎然，各种姿态生动逼真，极富自然情趣。
以画人物为主的当代画家范曾,对蒲松龄的小说《促织》情有独钟，认为作品“情愫感人至深”，所以曾几次以《促织》为题作画。其中一幅即以小说故事为题材，表现成名父子在悲剧发生前的平静的生活。画面中的小童正手执芡草，引逗罐中的蟋蟀，父亲在旁观看，满脸安详之态，让人真切感受到父子二人的平和心境。
作者孟昭连系《艺品藏拍》专家团成员、《全国电视蟋蟀争霸赛》顾问。1950年生，江苏徐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著有《中国小说艺术史》《白话小说生成史》《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新注蟋蟀谱》等著作。
在民俗文化研究领域，蟋蟀是一个人们常常提到的话题，而且完全不同于它在昆虫学著作中充当的角色。
是的，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蟋蟀确实占着一个不可缺少的位置。
两千多年来，这种本来十分普通的昆虫走进了很多人的生活。有人畜养它，赏玩它；也有人吟咏它，歌颂它。人们为它而喜，为它而忧；因它而倾家荡产，由它而骤然暴富，并因此而上演了一幕幕悲剧、喜剧、闹剧。
环视世界，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的祖先那样，为蟋蟀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更没有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居然积累起内容丰富的当然也是极具民族特色的“蟋蟀文化”。
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艺品藏拍》播出时间：每周二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