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系列学校（以下简称“南开学校”）的创始人是张伯苓先生和严修（字范孙）先生。校长由张伯苓长期担任，具体主理学校各方事务。
1904年，张伯苓和严修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基于“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的考虑，两人首先创办了南开中学。学校因位于天津城西南隅的南开洼而得名。
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1923年，南开学校增设女子中学。1928年，又增设小学。至此，南开形成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体系。
正当南开学校的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之际，一场灭顶之灾骤然降临。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7月28日，战火蔓延至天津。据张伯苓第三子张锡祚回忆，从28日午夜至29日，驻扎在海光寺的日军用密集炮火轰击南开大学，30日，又出动飞机向校区投掷大批炸弹，地面则有日军士兵乘军车进入学校，泼汽油纵火烧毁没有被炸平的楼房。
在这次劫难中，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宿舍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南开中学的西楼、南楼和小学的教室楼也化为一片废墟。南开大学有一口大钟寺赠送的重达数吨的大铜钟，钟面铸有《金刚经》全文，是一件罕见而珍贵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枪炮子弹。所幸的是，当时正值暑假，留校的少数学生、教职工及家属早已紧急撤离，因此没有人员伤亡。
张伯苓曾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南开学校以教育救国为使命，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注重体育运动和人格熏陶，培养了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材。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南开中学就编印了《东北经济地理》一书作为新教材，教导学生勿忘国耻，光复东北。著名史学家何炳棣认为：“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正是这种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南开学校招致了日本侵略者的忌恨，乃至于他们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非军事目标的学校狠下毒手，狂轰滥炸。
祸不单行。南开学校毁于日军战火后仅半个月，张伯苓即收到第四子张锡祜的噩耗。其时，淞沪会战爆发，张锡祜奉命从江西吉安驾驶轰炸机飞赴南京作战。因天气恶劣，飞机中途坠毁，张锡祜以身殉国，年仅26岁。看完张锡祜牺牲的电报后，张伯苓平静地对跟在身旁的张锡祚说：“你看看，老四殉国了。”接着，他又缓慢地说道：“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给国家立功。”
日寇的穷凶极恶，没有吓倒张伯苓；爱子的不幸罹难，也没有使他萎靡不振。身负国仇家恨的张伯苓，化悲痛为力量，把满腔热血都投入到了重建南开的事业中。他在各种公开场合多次申明“南开精神”不死，勉励同仁努力不息、奋斗不止。
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张伯苓说道：“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在致全国南开校友的电文中，张伯苓写道：“南开被毁，精神未死。”“教育报国，苓之宿志。此身未死，此志未泯。”在校友总会的临时大会上，他又说道：“虽然敌人是步步紧逼，但是我们不要怕，更不要颓唐，精神要贯注，小小的失败算什么！我们仍然是要干！最后希望大家要本着南开精神，一致往前努力！”
在南开学校南迁重庆的艰苦岁月里，日本侵略者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多次出动数十架飞机，对这所以爱国为旗帜的学校轮番轰炸。每炸一次，张伯苓即派工整修一次，使学生的课业得以照常进行。面对旁人的担忧，他只说了四个字：“再炸再修！”
我在张伯苓先生的身上，仿佛看到了古希腊神话中不断把巨石推上山顶的西西弗的身影。巨石一次次从山顶滚落山脚，西西弗一次次从山脚把它推上山顶，永不绝望，永不放弃。只不过，西西弗终究是一个悲剧英雄，而张伯苓却等到了胜利的来临。
胜利属于不死的“南开精神”，也属于英勇无畏、百折不挠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