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新书《黄宾虹论画》，收有《古画微》《宾虹论画》《画法要旨》等著作。其实，上述三部都是旧书，距今有百年左右历史。其中《古画微》最早1925年出版，今年正好百年。《古画微》最值得一读，文简内丰，从上古到晚清，堪称一部中国绘画简史，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风。足见黄先生披览历代古画之后对历史流淌轨迹的深悟，非亲历笔墨实践不能得此真味，为学院派研究者所不逮。
我这样的美术门外汉，对黄先生关于绘画史分期或画派形成发展的理论等，并不大懂，但其中挂角一将带出好多画家轶事，还是颇对胃口，饶有兴趣。这也是此书区别其他史论的特点之一，让史有论，也有事、有细节，姿态摇曳，而非从理论到理论。
兹举几例：
两汉时期，汉明帝在文武百官外，设立画官，召画家入宫，将班固、贾逵所著史书中史事，命画家画之。
魏晋六代，《周易》《春秋》《孝经》，依然有画家为之图解作画，“犹意存考证名物，辅翼经传，有汉明帝之遗风”。
三国时期，亦有画家将“溪中赤龙，写之以献孙皓，更假借神物以神其技”。
唐代，唐太宗命画家阎立本为林中猎物、池里异鸟作画；唐明皇命画家吴道子和李思训为其所思三百里嘉陵江作同题画。
足见图解政治，命题作文，艺人封官，嘉奖绶带，由来已久。这与西方美术史叠合，与日后艺术相映。绘画从来不是纯粹的笔墨丹青。
然而，也有特立独行者。比如南宋画家梁楷，却“画院待诏，赐金带不受，挂于院内，嗜酒自乐。”
元代画家吴镇，“藐薄荣利，村居教学”，虽然慕名登门求画的人很多，他却闭门静坐，放着来钱的机会而不管不顾。妻子生气说他：“你怎么不学学人家盛子昭，赶紧画画卖钱？”他说妻子：“你太俗气，五百年之后，我名噪艺林，他盛子昭当入市肆！”如此远避尘嚣，鄙薄名利，黄先生说吴镇的画“无一点市朝气”。
明孝宗喜欢绘事，自己也作画，延汉明帝之传统，也成立皇家画院。宣德初年，明孝宗召画家戴进（字文进）进宫入画院。这是多少画家梦寐以求的光耀之事。一日，戴进在仁智殿作《秋江独钓图》，画中独钓的渔翁身着红袍。明孝宗和戴进都对这幅画很满意。另一位画家谢廷循却斥之鄙野，说：“大红是朝官品服，钓鱼人安得有此？”于是，明孝宗再也不看戴进的画。“文进寓京大窘，门前冷落，每向诸画师乞米充口。”而谢廷循则因此得宠，“则时所崇尚，曾为阁臣作大画，遣文进代笔”。谢廷循的行为实在过分，让人代笔，还要命遣，高高在上，人阔脸变。戴进辞归，皇上再次召见，他躲在庙里没去。尽管黄先生最后说戴进：“身后名愈重而画愈贵。”但终究是日后之事。如谢廷循这般以谗言加害他人，进而利用其失势而名利加冕者，不仅限于画家群体，亦非明代独有。
元代画家倪瓒（号云林子），中年得到前辈五代画家荆浩的一幅精品《秋山晚翠图》，如获至宝，特意建了一座清閟阁，将画高高悬挂阁内，“时对之卧游神往，常至忘膳”。代际的传承，需要眼光，也需要虚心和对绘画艺术的敬畏之感。黄先生高度评价倪瓒，说他“无市朝埃气，元际高品第一”。又说“元人犹可学，云林不可学。其画正在平淡中出奇无穷，直使智者息心，力者丧气，非巧思力索可造也”。
清初，王石谷（王翚）和恽寿平，都是大画家。在当时，王石谷号称“清初四王”之一，名气似乎更大一些。他比恽寿平年长一岁。恽寿平看王石谷画上的题跋写得不行，劝王石谷多加勤学，并反复讲论，甚至对其呵斥，“务令自爱其画，勿为题识所污”，同行之间，这样直率而真诚的批评，让今人汗颜。因为如今，很难有这样的批评，几乎都是相互吹捧。用孙犁先生的话来说，是“托翁”“托姐”盛行，爱吃“捧奶”长大。
如此《古画微》，用黄先生书中说的话是“尤得心印，揽其精微”，方能做到微史不微，颇多画外之意、文中之味。当然，黄先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方才克臻于此——这是黄先生论元人画时说的话，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也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