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天津著名画家杜滋龄先生离世已逾两载，而我们的初遇则要溯至1967年秋，我到当时的常德道体育馆卫生院工作，一天下午刚坐在诊室，便迎来一位气质独特的青年。他身量不高却挺拔如松，圆润的方脸，温厚的谈吐间自带着画家的儒雅气韵。翻开病历本时，我的笔尖蓦然顿在“杜滋龄”三字上：“莫非您是津门画坛‘三杜’之一者？”他眼中掠过讶色：“我在马场道美术出版社供职，您竟知晓？”我曾在和平文化馆随叶东旭先生学习山水画。叶先生常以“津门三杜”激励后学——杜明岑的山水、杜滋龄的人物、杜中兴的书法，皆是书画艺坛佳话。未曾想得见其一。交谈中更发现我们不仅同住老城厢，年龄差距也只有五岁。
既是邻居，走动自然渐渐频密。身为兄长，滋龄先生执意先邀我过府叙谈。那个朔风凛冽的夜晚至今历历在目：穿过南门西碎石铺就的小马路，板桥胡同深处那座坐西朝东的院落里，北屋窗棂透出的暖黄灯光如宣纸上晕开的藤黄。甫一推门，裹挟着煤烟味的融融暖意便扑面而来，我的近视镜片瞬间凝结的白雾中，只觉衣袖被轻轻牵起：“孟大夫这边坐。”滋龄先生引我挨着煤球烧得正旺的“跃进炉”旁落座，铜吊子里的沸水在炉盖上跳着碎步舞。
“快暖暖手吧。”杜嫂季慧琴女士笑盈盈递来青瓷盖碗，茶汤澄碧如雨后春山。炉火将墙壁上的水墨画映得忽明忽暗，画中藏族少女的衣袂仿佛在热气中轻轻飘动。我们围炉夜话，从谢稚柳的没骨花卉说到蒋兆和的水墨人物，窗外的北风裹着零星雪粒叩打窗户，却吹不散满室的书香墨韵。
数日后，滋龄先生不顾雪后的道路泥泞，骑着自行车来访。他从车后座取下松木画箱：“今日要借孟大夫这张脸，重拾油彩旧梦。”话音未落，调色刀已蘸着油彩在画布上游走，刀锋般的笔触构建着画面。只见画布上，我颈上暗紫色羊绒围巾缠绕出流动的褶皱，与黑色眼镜框子形成冷暖的交响。这幅画像伴我南渡漓江，共享桂西山区岁月十年。现今画作的边角虽已龟裂，那些跃动的油彩仍鲜活如初。
1969年我被派往广西支边卫生事业。刚到东兰县，便收到滋龄先生的手札。幽幽山影连绵，嗒嗒夜雨敲窗，我展开信笺，但见墨痕飞动：“闻君悬壶桂西，恍见右江烟雨……”读毕甚为感动，遂在日记中写道：“接老杜信，尺素生辉，恰似其水墨人物，形简意长。本应恨晚之遇，反生恨早之憾——是否若不曾相识，便无这般牵念方好？”可惜这封“烟雨帖”湮没于岁月，倒是1976年那封“地震帖”，至今仍存于樟木匣中。
那年，我自南疆驰书问候。月余得回信三页：“来信已见，天津仍有余震，前天一次竟有6级。去年携学生赴黔写生，乘火车过了麻尾，方知与东兰相距不远，遗憾错过见面的机会……”信封间飘落一张照片：临建棚里，滋龄先生揽着季老师，两个男孩子偎依在膝前，身后斑驳的墙面上依稀可见未完成的水墨草图。后来在北京我把这照片送给他们时，他的二子、已成名画家的杜松儒，接过照片时非常兴奋：“这照片咱家早丢失了。父亲常说有些缘分是画不尽的……”
上世纪80年代，当我在天津医学院宿舍楼里安置下南疆带回的樟木箱，道路对面的南大东方艺术系大楼中，滋龄先生亦挟着西子湖畔浙江美院的墨香归来。一路之隔，我与滋龄先生在命运的经纬中重叙邻里——我以手术刀雕塑生命，他以狼毫点染魂灵。他送我的那幅《闽南少女》，至今仍在书房氤氲着水乡晨雾，少女眸中的烟雨与老牛脊背的波光，恰似滋龄先生砚池里未干的墨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