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是建国35周年。《蓟县文艺》发起了一次国庆征文。那时我刚开始学习写作，对征文活动很是敏感。包括后来参加冰心散文奖征文，主办方从上海给我回了退稿函，上面有满满一页文字。小卖部的老板把信拆了，惊奇地说，你跟这样远的地方有联系，是怎么知道地址的？乡亲们也都很好奇。他们不知道，所有征文启事后面都附有详细地址和邮政编码，我有一个绿皮小本子，专门记录这方面的信息。《蓟县文艺》是家乡的刊物，由县文化馆主办，三位老师我都很熟。一位姓杨，一位姓陈，一位姓张。之前我在上面发过一首诗《小溪》和一篇散文《摘酸枣的孩子》，得过十七块钱稿费。编辑说，这是他们发过的最多的一笔稿费，简直是笔巨款。这次标明了是小说征文，让我很神往。我还没写过小说，对新鲜事物有点跃跃欲试。
那几天都有点兴奋。像怀揣了什么宝物一样，那个宝物其实就叫梦想，它提前来到了。在这之前我有过写小说的想法，但实施起来是件复杂的事。因为征文的缘故，复杂的事物一下变简单了。这是特别让人高兴的地方。我整日思考写什么。那时在村里的服装厂上班，从没有节假日，每天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有时候需要赶进度，通宵加班也是常事。若按时下的观点，哪有时间创作呢？时下需要一整块时间，人机分离，室内有只苍蝇也不行。总之，主观意识越来越强，对客观条件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但年轻时不一样，热爱与兴趣是比天都大的事。晚上十点多回到家，也要坐在小坐柜上写几行文字。一家人都在炕上睡了，等我尽了兴，躺炕上，不敢闭眼。因为一闭眼天就亮，快着呢！无论春夏秋冬，早晨六点必要坐到缝纫机台前。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
早期的很多短篇小说就是这样见缝插针“挤”出来的。一些想法写在样衣的纸板上，就用车间里废弃的铅笔头，机器轰鸣和人生嘈杂根本不在话下。只要心思在笔端，就如入无人之境。再说那次征文，写小说尚属于“小白”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煞费苦心是怎么回事。兴奋过后是煎熬。人生真是五味杂陈。上世纪八十年代精彩纷呈，大家纷纷回忆那个时期的繁荣和各种思潮的兴起，几十年以后回望，才恍然那也是我们经历的时代。相信大多数人跟我辈一样混沌。生活是自己的，与别个并无关联。大时代风起云涌，我在村里小小的服装厂偏安一隅，琢磨县文化馆举办的国庆小说征文。时代与个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互为映衬也互为参照。宏大的叙事也不仅仅是宏大本身，还有许多细枝末节。
恍惚觉得写小说就是写故事，写故事就要写事件。可我出校门不久，从没经见过什么大事，生活乏味，情感乏善可陈，这让我相当苦恼。后来我总算想起了一件事，在我的经历中算得上惊心动魄。那就是麦场失火。这是两年前的事，我刚高中毕业，参加了半年生产队的劳动，生产队就解体了。最后一次秋收，有点人心惶惶。麦子收上来堆在场院里晾晒，天干物燥，着起火就会火烧连营。那件事让我很长时间心里有阴影，什么时候想起都会觉得心悸。
故事有了，怎么呈现人物是个问题。当时满大街上都是人，大人孩子往打麦场方向跑。有人提着水桶，有人扛着铁锹和扫把。场院两边是灯笼一样的麦垛，眼看着远处的麦垛先变成了红灯笼，然后就像影视慢镜头似的一点一点坍塌，由红转黑，浓烟滚滚。火舌四处出击，舔舐了整个场院。拿着救火工具的人堵在场院门口，无计可施。附近没有水源，场院里只有一缸生活用水，根本是杯水车薪。队长是个四方大脸的中年人，嘴里喃喃说，完了，完了。今年没法交公粮了。众多社员的焦急都写在脸上，有人问看场院的人这火是怎么燃起来的。看场院的人是个结巴，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就像鬼使神差，我原本站在人群最前边，是想第一个冲上去救火的。那时还有一点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在被需要的时刻可以舍生取义。站在火海面前，发现想法不切合实际。我悄悄从人群里钻了出来。围着场院转了一圈。有了惊人发现。首先，有人神气活现地在场院边的路上游走，摇头晃脑的像在哼小曲。见我看他，他神情一暗，拐到了路边的胡同里。麦子烧了不是所有人都着急，这让我愕然。走到场院南边，又有了发现。一户人家把自己家的麦子晾晒到了场院一角，场院着火的时候他匆忙间打开了一道防火道，让自己家晾晒的麦子与火海隔开了，确实安然无恙。
小说一下子有了雏形，取名《人与火》。用拼图法写场景，也写世道人心。我从场院转回来，人群散了不少，七婶子坐地上拍大腿哭。她被涂炭过的场院吓着了，哭诉着说：“老天这是要饿死我们呀，这让我们怎么活呀！”就像场院是自己家的。这样多的人前来救火，七婶这种感情我是第一次见。看场院的结巴坐后墙根，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一脸的落寞和孤单。
小说顺利写完了，发在了头条位置。因为是内刊，我又给别处投稿。有编辑说，大火当前还有人顾及自家的粮食，怎么可能呢！但生活就是这样，所有的不可能也许都是可能的一部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别人做不出。
一次国庆征文打开了我写小说的疆域。后来想，故事应该往悬疑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