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老师（4）
摘取时又要仔细选择上好的马尾，又唯恐马儿惊觉尥一后蹄，那真是够刺激的，而且多半会挨马夫一顿臭骂。从我读初二开始，校园内几乎是人手一琴，真正说得上是弦歌不绝，琴声盈耳。我对二胡也迷恋之至，刘天华的名曲，如《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乐谱已背得滚瓜烂熟，基本上可以上台演出，只是弓法尚有明显瑕疵，但积习难改，自娱自乐而已。
抗战时期的偏僻农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怎能奢望广播、电影，只有群众性的自演自唱，为清贫而又单调的生活增添许多情趣与色彩。前些年已故的校友李德永（武大哲学系教授）曾为九中60周年校庆赋诗：“每到黄昏日已斜，琴声处处刘天华。《空山鸟语》今犹是，不见伊人叹落花。”堪称当年情景最佳写照。
离开九中后，我与瞿老师再无联络，但他那火一般的热情与对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无限执着，都使我终身难忘。“文革”后，我曾在报上看到上海音乐学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二胡演奏专业的导师就是瞿安华教授。我想这是他理所当然的归宿，好人终究平安。九中同学中也有若干音乐家产生，如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作曲兼指挥彭修文，已成为大师级的民族音乐家。此外还有中国电影乐团一级指挥金正平，总政歌舞团一级歌唱演员方应暄等。在他们的艺术成长过程中，应该都曾受过瞿老师的精心培养。
美术老师孙澍兰教学效果很好，对我们影响亦大。他的书画俱佳，但用的是左手，据说是因幼时在农村被扇谷风车击伤右手致残，但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小儿麻痹症的恶果。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着重教我们铅笔素描，课余则教我们利用旧砚台练习雕刻。由于他因地制宜，循循善诱，我们全班大多数人都曾热衷于绘画或雕刻。我就曾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像，并且刻在旧砚台盖上，标题是：“章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没有想到以后在金陵大学时期竟因此童稚拙劣的作品引出祸殃。当时班上画得最好的是段开源，由于名字相近（谐音），我俩关系颇为亲密。孙老师经常夸奖他的习作，他也向九中附近的武昌艺专大学生学习，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经常披着宽大的外套，颇有画家派头。前些年听说他在暨南大学教书，但遍查美术等系教工名录都没有发现他的大名。最后竟然是从附属医院（后改为暨大医学院）找到他本人。当年我们一直认为他会成为大画家，却未想到他因婚姻与家庭关系转而习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