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青弋江边的家（9）
晒场西边是一大片简陋茅屋，那是部分面粉厂外来工人的住宅，也有少数邻近农民或手工业者杂居其间。这是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社区，与面粉厂的多层高楼及厂内的深宅大院形成鲜明反差。不过大院围墙内的孩子们是寂寞的，茅屋区的儿童则可以成群结队尽情玩耍。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们彻底分隔开来，即使偶然相遇，彼此也互不理睬。我从未进入任何一座土坯茅屋，很难想象其中贫困情景。只有在天寒岁暮，年号（一种类似唢呐的乐器）声在北风中摇曳，时时又听见茅屋中人为患病儿童“叫魂”的呼唤，我才模模糊糊感受到茅屋区的若干悲凉，而逃难到四川进入乡下中学以后，这种感受又逐渐转化成为比较清晰的社会学意义。
老师（1）
九中不仅有一个好校长，而且有一大批好老师。
九中的前身是1906年创立于安庆的安徽师范学堂，1927年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以后因省会易地改名为“省立第二中学”。抗战爆发后，省二中北迁桐城，并与桐城及邻县几所中学合并，共同组成安徽省临时第二中学。1938年辗转西迁，并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在江津建立国立安徽第二中学，随即又改名为“国立第九中学”。九中集聚了安徽中等教育的精英，其中还有好多位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这些老师安于清贫，敬业乐教，以校为家，为我们这些难民学生的健康成长付出大量心血。
师恩难忘，但我已经难以一一介绍他们的姓名与业绩，只能寻拾若干零星而又粗略的印象。
在我的记忆中，高一分校的师资水平、图书资料与实验设备应属全校之冠，战争期间，地处乡村，能够维持这样完善的教学环境诚属不易。就读九中五年，有两位语文教师对我影响较深，他们都属高一分部。
一位是姚述隐先生，好像是河北人，教学深入浅出，声容并茂，讲元曲尤为精彩。他那抑扬顿挫的朗诵，顿时把我们引入“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之类意境，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对中国文学史稍具常识，多半得益于述隐诸先生的循循善诱与引导有方。他对学生每篇作文都批改得非常认真，遇有佳句必用朱笔浓密圈点，挥洒飘逸，颇具豪气，学生亦以多得红圈为荣为乐。记得有次命学生以古文写李白小传，我的作文结尾是：“或曰白酒醉投江捞月而死，岂诗人之死亦须求一富于诗意之境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