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人聊天,提及天津的历史渊源,大家第一反应是天津卫,认为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产物,很少有人能想起来白居易《长恨歌》里提到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里面的渔阳,就在天津,今为蓟州区所辖,安禄山就是在这里举兵作乱的。
天津不属于很古老的城市,据说4000年前这里还是大海,后来是黄河泛滥淤积而成的陆地。天津属于十分典型的运河城市,其兴起也源于运河。隋代,北运河开通,天津这块地方成为南北运河交汇之处,又沟通河海,拥有运输之便利,故而日渐重要。
运河城市都有着类似的城市性格,包容性、接纳性比较强,比较开放。
天津城在清中期之前规模并不大,其重要性在于是大运河上重要的税关,“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清代天津税关采用的是包税制,放在现在来理解,就是每年承包了一个数额,超出的就是福利。什么生意能赶上这个?有点门路的就都削尖了脑袋去税关当差,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天津成为北方斗蟋中心
天津城真正发展成为现代城市源于开埠。
天津是约开商埠,依据的是1860年的《北京条约》,遂有九国租界建立于此,其实这倒不是说租界有多大,而是说天津城有多小。可知在租界兴起之前,天津城还是个比较单一的城厢,规模有限。
1860年是为咸丰十年,在此之前,天津是否有斗蟋蟀的习俗不详,至少没有可靠的记录。斗蟋蟀这个事看似是微末闲事,其实认真考量下来,斗蟋蟀的繁荣和一个城市的开放度和经济繁荣程度高度相关,在南方是上海取代苏州,在北方则是天津取代北京,分别成为南北斗蟋蟀中心。
北京恩溥臣《斗蟋随笔》中曾提及天津斗蟋蟀的事:
黄大牙丁巳年八月十九日上
山东济南九厘隆福寺四面陈
此虫黄圆头大,阔蓝项,紫黄方翅,身背宽厚,六腿圆健,双钳红色,蠢大异常,局中呼为清口虫王。初斗时有南城齐字等购得刘海亭上好勇虫玉牙青一头,伊虫身背雄厚,遍体黑毛,交锋时一挝便赢,是日与黄大牙角斗,在场诸人以为必有一番恶战,及至交锋,竟不能敌,勉强支持,即被咬折一牙而惊窜矣,菊字曰:真好黄蛐蛐,赢吾一上好虫。凯字曰:此虫好大脖子,好大牙力。又在那王府上广字大像黄麻头,只半口,广字曰:此虫未见咬,如何即败,好快口,好精神。从此威名大振,莫敢与敌者。乃于十月二十五(即大雪后一日也)在宣武门外方壶斋杨宅祭神,与元昌由天津觅来上桌将军勇虫青大头角斗,未斗时,蛐蛐把式二陈,素知其勇,暗告元昌曰:克秋之虫,异常勇猛,不可与敌,须当避之。元昌曰:吾虫系天津打遍无敌者,甚有底,不惧伊虫。上桌斗时,元昌得意洋洋,以为必胜,及至交口,青大头须卷牙损,望风逃矣。在场诸人为之哄堂,皆曰:好大红牙,好大钳力,好快口,真乃清口虫王也。茂字、凯字、南帅、东平诸人皆欲争借,再上几次桌。余黄大牙口快牙大,神欢骁猛,诸虫避易,勇冠三秋,已然功成名就,不忍再劳其勇,皆婉言谢辞之。诸人皆曰此虫今秋可称为五路都虫王矣。祭神上桌,恭颂至勇大将军神武都虫王。贴喜字封盆大吉。
《斗蟋随笔》著录的第一条虫为光绪二十一年之乐陵真青,光绪二十一年是为公历1895年,第二条即是此济南黄大牙,为丁巳年所出,是为1917年,已是民国初年的事了。
《斗蟋随笔》提及天津斗蟋蟀还有一次,为壬戌年,即1922年:
虎翼大元帅青长衣
壬戌年七月十三日上十月初一日
珍字送山东宁阳七厘四隆福寺赵狗子
此虫青头青项,青翅长衣,六腿圆长,淡白蠢牙,交锋时口快如电,更兼牙力最大,战败名虫甚多,所向无敌。曾上东平紫黄,一口即死。其星字大伏地,茂字墨牙黄暨紫青,泉字紫麻头,皆一时名虫也。威名远播,勇冠三秋。同人畏之,十月二十九日(大雪后九日也)打将军祭神上永胜左搭翅。伊虫曾在天津打将军上桌,赢黄家现洋五十余元,名振天津。孰料被青长衣只一口,惊窜而逃,从此数十日再不敢开牙。永胜曰:吾虫在天津何等英勇,今日不幸遇见虫王被辱,诚可惜也。于是祭神上桌,恭颂虎翼大元帅。贴喜字封盆大吉。
《斗蟋随笔》是一个非常自我的视角,文中所见,天津此时玩虫水准不及北京,这一方面和他的个人视角有关,另一方面,天津玩虫的历史和积淀也确实不如北京深厚,斯时尚不足以与北京玩家相较,倒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从蟋蟀罐的烧造也能看到这个时间差,北方蟋蟀罐自明末万礼张肇始以来,烧造中心一直在北京,此后无论赵子玉、含芳园、老连子、小连字、二和、大关,都不出北京一城,这和明清时代北京城一直是政治中心有关,达官贵人、商贾巨富汇聚于此,荣极一时。直到清末,二和、大关才被天津人请去,开始在天津烧造蛐蛐罐。此后史老启成为天津蛐蛐罐自成一体的第一代开创者,津路罐也开始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和特点,相比北京罐,体量变大而边角圆润,这和天津的世态民情、审美趣味密切相关。从器物类型学的角度,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
大清覆亡后,虽然民国政府设在北京,但北洋系的重心和根基却是在天津,加之开埠带来的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租界提供的“法外之地”,旧日权贵、下野军阀汇聚于此,天津盛极一时,市民社会也迅速发展起来,论社会百态之异彩纷呈,北方城市无出其右者,这在冯骥才、林希、龙一的小说里都有精到的表现。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城凋敝,而此时天津城却在逐步成长,一消一长之间,虽然北京城斗蟋蟀的习俗犹在,并未终结,但天津却成为北方斗蟋习俗最中心的城市,乃至延续至今,依然如是。
天津斗蟋故事曾轰动一时
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一场蟋蟀赌斗就发生在天津,孟养轩独斗天津城,名震一时。孟养轩是济南章丘商业集团旧军孟家的一支,系北京瑞蚨祥孟洛川的族侄。两家虽都属旧军孟家“祥字号”这个大商业集团,但商业竞争却互不相让,内卷激烈。孟养轩的谦祥益与孟洛川的瑞蚨祥,两家从北京缠斗到天津,最终是孟洛川坐稳了北京、济南,孟养轩盘踞了天津、武汉。孟家家规很严,特别对待赌博,更是严格禁止的。孟养轩当日一人独斗天津,约的赌资是大洋数百,有说三百的,有说五百的,也有人说是一千大洋的,总之不是小钱,这场邀斗从提前传出去风声,到最终实现,轰动一时,最终是孟养轩败给了天津玩家。这次赌斗究竟是孟养轩出自个人爱好,还是意在博人眼球而采取的变相商业广告,抑或两者皆有,我们已无从追寻其真实的心态,但是当日这个钱真是可以买房子买地的。鲁迅1919年买下北京八道湾的宅子,耗资3500大洋,那可是30多间房,占地1300多平方米,是个非常大的四合院。
有关天津城的斗蟋故事,我毕竟不是天津人,所知不够详尽,好在天津虫坛宿耆尚在,还是期待苏鸿礼老师他们这些老一代玩家出来讲述。相信会很精彩。
传世蛐蛐罐北方数天津
北方传世的老蛐蛐罐,天津流传最多。天津全国电视蟋蟀争霸赛期间,我曾由天津蟋蟀协会会长张伟先生相邀参观“弘道堂”,并蒙堂主谷毅平先生惠赠大作《中国老虫具——蟋蟀罐篇》《中国老虫具——葫芦器篇》,所录盆罐、葫芦多系谷先生个人之收藏,蔚为大观。《葫芦器篇》一书中孟昭连教授撰文提及,津门作家李然犀曾有小说《津门艳迹》,涉及清末民初斗蟋蟀之事。
李然犀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其实他还有一个为蟋蟀玩家所熟知的名字,就是石孙李大翀。东北师大藏有李大翀的一个稿本,就叫《然犀后录》。
李大翀并不是天津人,祖籍义州,也就是今辽宁义县,从其父辈开始生活在天津。他的《蟋蟀谱》刊印于北平琉璃厂,但总发行处和直销点都设在天津,这显然和天津斗蟋风气较盛有关,有销路。时在1931年,是书当日定价大洋一元五角,应当说定价挺贵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涵芬楼俱被毁,为重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曾赶印一批《词源》,上、下两大册,我手边恰有一套当日的64开缩印本,定价仅两元。
李大翀晚年以字行,很可能得享高寿,只是不太在圈子里行走,询之天津的老一辈玩家,竟无人识得。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天津文史资料上曾刊有石孙老人的文章,抑或是老人生前遗稿?还望得知详情的朋友见告。
作者白峰,济南人,曾任《山东文学》编辑,后主持书店多年。现为济南蟋蟀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