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代开始实施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于1905年被正式废除，新式学堂成为培养近代人才的主要载体。所谓“学制改，书院废，学堂兴”。但办学场所短缺、经费匮乏的问题却很严重，有识之士遂提出将闲置寺庙改造为学堂的办法，即“废庙兴学”。据说最先提出“废庙兴学”主张的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百日维新时，光绪帝也曾提出“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其实，利用闲置寺庙开展教育活动，在天津很早就出现了。
道光七年（1827），在文昌宫重修竣工之际，由乡绅侯肇安捐资，著名诗人梅成栋等倡导，在文昌宫创立了辅仁书院，此后又利用两边的海潮庵和天安寺扩大了书院规模。光绪十三年（1887），因僧人出逃，当地士绅遂将稽古寺改为稽古书院。有此基础，加上本地士绅阶层的积极推动，尤其是两位天津近代教育家严修与林墨青的积极运作，天津的“废庙兴学”开展得比较顺利。
庚子事变后，天津以严修、林墨青等为首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今中国振兴学务，宜注重普通教育，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即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从普及教育入手。而兴办教育，首先要建立新式学校。但当时津门学舍难寻，办学经费短缺，于是大力提倡“废庙兴学”，即清除庙里供奉的全部或一部分神像，把殿堂作为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严修、林墨青将县庙的城隍请到府庙，首先在县城隍庙内成立了城隍庙两等官立小学，这是天津最早的官立小学。据《天津政俗沿革记》载，“城隍庙两等官立小学堂，职员二人，教员一十三人。学生高等六十八人，初等一百八十三人，经费四千二百九十三两”。此后，以寺庙为学舍，又陆续兴建了河北大寺、行宫庙、慈惠寺等小学堂十余处学校，“废庙兴学”成绩斐然。当然，由于其时民智初开，人们普遍存在迷信思想，“废庙兴学”不被理解，也遇到重重阻力。为此林墨青知难而进，多方动员，百般劝导，终于使天津的兴学工作，获得突飞猛进的成果，为天津近代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十余年后，严修回忆前事，曾有诗赠林墨青：“津庠半是旧祠庵，开创经营兴味酣。当日被嘲新学派，而今复笑老生谈。”其诗中自注：“津邑设学，君实创始，最初十六处皆君一手规画，商借祠宇，用力尤多。”由此说明了林墨青在“废庙兴学中”，用心之苦，成绩之大。
“废庙兴学”虽然受到很多阻力，但也有开明的出家人予以理解和支持。据大公报记载，1903年，天津西头如意庵住持道士王明三即自愿将庙产除自留开销外，余款用于兴建学堂。其禀文称：“窃道士庙向有香火地基一倾有余，以为庙中用度之资，现在学堂林立，是属广储成材，道士庙中原有官立中法学堂并民立蒙养学堂，迄今一载有余，颇著成效，道士情愿将所有庙产除留作糊口以及岁修本庙外，余款仍拟在庙内令增设一蒙养学堂，……至于学费均以庙产酌提捐助，实为公德两便。”
作为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与文化重镇，天津的“废庙兴学”实践不仅顺应了全国教育改革的趋势，更因其独特的地域特征，成为近代北方教育转型的典型样本。“废庙兴学”在天津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它极大地推动了教育普及，使更多的平民子弟可以接受现代教育。另一方面，“废庙兴学”也间接推动了社会观念的进步，使寺庙从“祈福祭祀之地”转变为“知识传播之所”，为近代科学思想在天津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天津近代化进程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
如今，那些由寺庙改建的学堂虽大多已历经变迁，但这段历史依然见证着天津在时代转型中，对教育进步的执着追求与探索精神，也铭记着严修、林墨青等近代天津教育先贤们在改革浪潮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