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爷爷，五十岁后就不去农田干活了。这事成了村上最大的话题，大家都在猜测其中的原因，慢慢地，大家不猜了，干脆把原因归结到一个“懒”字上。堂爷爷的家人为此一直对他好言相劝，意思是自己劳动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才有脸面。堂爷爷听多了，一甩手，一转身，干脆搬到一处荒废了多年的小屋里去住了。就此，堂爷爷就再也没有人管束了。人一旦失去了管束，总是要出问题的。后来的堂爷爷衣裳越穿越破，鞋子越穿越脏，吃饭有一顿无一顿，那只用来喝酒的酒杯，连同碗筷，也都不用水洗了，用一只竹篮子罩住，就算完事。
出于对自家人的名誉保护，母亲也曾试图去劝醒堂爷爷。她趁着给堂爷爷送饭菜的时候，先帮助收拾一下家什，顺便说说其他的事情，最后说到了收拾好自己的好处，说到了干活挣钱的便利。堂爷爷吃了别人的嘴软，当面应承，但母亲一走，又什么事都不做，搬了凳子坐在场地看天。后来，村上许多人也就慢慢地疏远了他。堂爷爷也明白，但他仍旧愿意一条道路走到黑。
村上有十来个到海里捉鱼的人，经常偷偷地去堂爷爷的屋里闲聊。他们主要是想从他的嘴里打探到有关大海潮汛时间，以及鱼汛。堂爷爷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这些人去了海里，还真的捉到了许多的海鱼。回来后，自然拿点鱼虾给堂爷爷送去。堂爷爷先是自得，后是自傲，继续着自己的预报。有时候，母亲没时间，就让我给堂爷爷端菜过去，我自然和他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也因此说了许多的话。
母亲经常在我面前自言自语：看看，一个人能干活的时间不干活，会劳动的不去劳动，是对不起自己的，别人要看轻的，被人家看轻了，自己心里也是不开心的，所以……所以后面的话不需要说的，因为我早知道母亲话语的背后意义。不过，母亲说，一个人，学会一样技术生活，倒是可以过日子，不过学到也是难的。这样的话题，母亲至少说过几十次，几百次，虽然从来不点堂爷爷的名字，但我始终觉得像在说堂爷爷。我从小爱劳动，从小想学点真本事，这与少年时碰到了堂爷爷的故事是分不开的，更与母亲的话里有话有关。
村上还有一位大人，按照氏族的辈分说起，我应该叫他爷叔。这位爷叔叫招娣，取这样的女性名字，父母是用了心思的。他们在养了第四个儿子后，还希望再生个女孩。招娣爷叔生来就不一样，个子高大，一米八。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个身高，是不多的。村上的孩子都叫他“电线杆”，他不计较。招娣爷叔是干活的好手，村上需要技术才能拿得起的活儿，他都能无师自通，干活的质量无人可及，像是天生的干活料作。但他有个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理解、科学也无法解释的坏习惯：吃饭时喜欢用手捞。因为这样，大家慢慢地开始戏称他“捞饭囡”。
家里人一直想不通，任何活儿都拿得起的人，改掉一个用手捞饭的习惯，有什么难处呢？父母劝，哥哥们劝，亲戚们劝，村上老人们劝，都没奏效。父亲把他关在房子里，等招娣爷叔饿了，就把米饭、筷子放进房子里。结果饭吃掉了，筷子没有动过。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家人急得火烧眉毛，揍了他一顿，再将筷子塞进他手里，叫他拿起来，他就是不愿意，宁愿不吃饭。再后来，家人就放弃不管了。我前段时间回家，问母亲，这爷叔现在还捞饭吗？母亲说，小的时候改不掉，八十多岁的人，改了干啥？
村上所有的劳动，招娣爷叔是一等劳动力，自然不能缺的。比如开河，他必须去的。吃饭如何办？大家就在临时灶头的旁边，搭了个只能一个人歇脚的棚，吃饭时让招娣爷叔走进去，他明事理，吃饭只在刹那间，一会儿就好了。我记得最让人感动的事情是：村上开始打井了，每户人家都请招娣爷叔帮忙。他打井，一是材料省，二是速度快，三是样子好看。请他打井，也碰到吃饭问题。我记得我们家打井时，母亲就去镇上买了油条、大饼、馒头，加上母亲腌的落苏干，让爷叔名正言顺地捞着吃。但他还是不吃，母亲就将饭食装进袋里，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带着回去。
母亲说，一个不好的习惯害人一生。母亲看见我吃饭左手不碰着饭碗的边口，就会板着脸孔盯着我，说我对天地不敬，对粮食不敬。等着我双手捧着饭碗，就命令我将所有米粒吃光。
不能让人闻到你身上有汗臭，小时候，母亲这样对我说；不能让别人闻到你身上有气味，我成了大人后，母亲还在说。天下所有的儿子，与母亲碰面的日子最多，母亲检查儿子好习惯的日子也最多。我不知道，我是否如母亲所愿。母亲现在还经常打比方，什么事情，就是自己做好了，也不要说。我记到现在，想起母亲这些叮咛，自然也想起我当初堂爷爷、爷叔的事情，他们的好，我记住了；他们那些不尽如人意的遗憾，我也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