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文学爱好者，刚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时，大都会经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学描红阶段，只有极少数具文学天赋的作者让人感觉其作品“只为浓愁不为诗”——仿佛其诗歌、小说或散文，只为抒发压在心头许久的浓愁别绪，只为诉说那段永远回不去、永远无法更改的不堪岁月。仿佛作者只是为打捞那一个场景、那一刻的剪影——原以为打捞到了就留住了流年过往，未承想竹篮打水，它只为自己跨时空的遥祭找到了凿空为实的凭借——最后，它只是让自己蓄积多年的泪水破闸而出，然后感觉松快一些而已。是的，这样的作品，让人感觉作者就是为了诉说，但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却能使作者涉笔成趣、发言为诗，将读者深深裹挟其中，让读者恨不得代主人公去跋涉其间，领受熬煎。年轻作家温颖妍的小说《我们并不知道雨的名字》（原刊于2025年第7期《福建文学》，被第8期《小说选刊》选载），就是这样的作品。
小说叙述者“我”——阿如，与阿蓉是邻居、同学兼闺蜜。小说中，闺蜜情浓的点点滴滴满布字里行间，在“告家长书”上模仿彼此家长的笔迹签字，一同偷庙里的糕点祭品吃，阿蓉买零食后大方地任“我”挑选时的笑——“每次回忆林晓蓉的笑，那种真心实意的笑……就会同时感觉流心麻糍的皮微裂而渗出来的温热细密的甜汁在喉咙里轻轻滑动”。然而，命运的齿轮在小学毕业时开始转动，阿蓉因寻找她的疯子母亲错过毕业考试，去了当地最差的中学。之后，她早恋了。她的家庭也经历了一些变故：她大哥在台风袭来时为了保护村子牺牲了，她的母亲疯病发作时砍伤了她的小弟，后来她也遭遇了情伤……也许是一系列变故的刺激，也许是母亲的疯癫基因作祟，她慢慢变得不认识人了，最后只说“我想去读书”,然后背着书包四处晃。家里人在给她做了短暂治疗后，负担不了高额费用，也不再管她了。最后，阿蓉不见了，据说是被拐走了。
“我”最后一次见阿蓉，是和几个小学同学一起坐轮渡回镇上的中学。船要离岸时，背着书包的阿蓉忽然窜到桥头，四处探看，而“我”和同学们全都紧张起来，不敢与她对视。“我也低下头，甚至是低下身子，检查牢固的鞋带。”船离开时，“我”看到“她站在桥头挥手”——此时的“我”肯定想起了之前闺蜜俩的一次对话：“阿如，要是有一天，我变作我妈妈那样……你会不会怕我？”“哪样？惨叫还是善于用刀？……不会。”少女成长过程中，物是人非所带来的友情悬空的苦痛该如何释放？“看到了，你得说一说，如果没有人听的话，请你写下来。”似乎有个幽灵般的声音这样提示“我”。于是，“我”幽灵附体般写下了这个让人读来欲罢不能的故事。
人生于世，不仅要经历许多别离与变故，还要慢慢地遗忘一些人与事——但是，敏感的作家不会忘记。
笔者女儿上小学，她总会因弄丢了收集的东西而哭泣。前两天，她收集的一块橡皮被她妈妈收拾东西时给扔了。她妈说：“不就一块橡皮吗？”“那是我幼儿园同学某某某送我的，你给我弄丢了，我就再也没有了！”她为此号啕大哭，那样子好像失去了整个世界。虽然我当时安慰她，但也不明白她为何如此伤心。看了这部小说，我明白了：那块橡皮，让她记住了那位幼儿园的同学，记住了幼儿园的时光，而橡皮没有了，她就觉得对那位同学的回忆、对幼儿园的某段美好回忆丢了，于是她大哭不止。女儿收集的东西千奇百怪，比如姥爷第一次给她的一张5元的纸币、老师奖励的一个小挂件、她养过的鸭子的一根羽毛……如今，我知道，她一定是在收集丰盈其生命的印迹。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孩子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与其有缘的人与物，都抱以“初见”之心，她或他，想把它们都记住，记成永恒。敏感的作家即如孩童，他们的笔下，永远记得那些褪色的友情、那些远逝的故人，他们谙熟那些通向珍重和友爱的通道；就像小说中的“我”，在“我”的心中，小蓉已经变成一座坟，“我”的诉说就是对她的祭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