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公认的一代文坛盟主，与今之“作协主席”大体相当。大学者陈寅恪尝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名家辈出，文化绚烂，不消说盟主自有一份引领推动之功。
北宋文坛有两任盟主，一为欧阳修，二为苏轼。欧苏“盟主”之谓，并非后人追封，而是出自当事人之口。据李廌《师友谈记》载，苏轼曾说：“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所记自当靠谱。从中可知，苏轼对自己的盟主地位毫不谦虚，且称是前任盟主欧阳修“付与”他的，他还要传下去。苏轼所作《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也有记，欧阳修亲口对他交代：“我老将休，付子斯文。”
当然，盟主衣钵传承，绝不是欧、苏二人之间的私相授受，而是实力使然，众望所归。苏轼如是说，是出于对恩师的敬重，同时也言明他的盟主渊源有自，合乎道统。欧阳修慧眼如炬，在当年的科考中发现了青年苏轼的卓越才华，读其文连呼“快哉快哉！”“可喜可喜！”“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欧阳修长苏轼三十岁，从年龄梯次讲，中间一代的曾巩、王安石续接盟主显得更为合适，但曾巩稍逊风骚，王安石志不在此，故苏轼加冕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意识，所谓“一人主盟，从者云集”。虽然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报刊平台与作协组织，但已隐约形成一个“文坛”，文学比以往更广泛地进入公共领域。这与唐代不同。唐朝诗人之间多私人交往，如元稹与白居易、李白与杜甫及孟浩然等相互唱和，但公共性的“文坛”及盟主现象并不明显。
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苏轼，若以“作协主席”的视角考量，其在创作成就、影响力、人才培养与组织活动等方面均当之无愧。
苏轼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诗、词、赋、文、书、画等样样出类拔萃、开宗立范。这些史有定论，不多置喙，且看时人如何评说。
宋人笔记《庚溪诗话》载，一次宋神宗问身边大臣，古代哪个人的才华堪比苏轼？有人答：李白。神宗说，不然，李白有苏轼之才，无苏轼之学。
晁说之：世五百年，生命世才。
李之仪：载瞻载仰，百世之师。
陈师道：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
黄庭坚：九州四海，知有东坡。
苏轼的名声不只在文人圈为人熟知，?更超越了文人圈层?。据《独醒杂志》载，苏轼北归途中，行至大庾岭在一村店小憩，出来一老翁问随从：“这官是谁呀？”答曰：“苏尚书。”老翁说：“是苏子瞻吗？”答曰：“是的。”老翁走上前向苏轼作揖说：“听说有人百般害您，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啊。”苏轼微笑着向老翁致谢。连偏居小山村的老翁都知道苏轼，可见其名气之大。
而且，苏轼的声名?早已跨越国界?。据《渑水燕谈录》载，北宋官员张芸叟出使辽国，在幽州下榻的旅馆墙壁上看到了苏轼的诗作，在范阳书肆还见有《大苏小集》印刻。苏辙出使契丹，遇到了许多“苏粉”向他打听苏轼：“谁将家书问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苏轼能成为文坛盟主，必须承认，还与其政治地位有关，欧阳修亦如此。苏轼元祐年间时来运转，由贬谪地还朝，当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知制诰，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成为部级大员，同时担任皇帝的秘书与侍读老师。黄庭坚等人皆曾任“馆职”，为苏轼亲自考核录取，故能拜入其门下，由此形成“苏门四学士”的师承关系。倘若没有尊崇的政治地位，人微则必言轻，很难想象朝廷命官会拜一介布衣为师。苏轼自谓：“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发现、培养、提携与举荐人才，黄庭坚等人正因为有苏轼的推誉，从而名满天下。
古代文人组织文学活动的方式之一是“雅集”，如建安铜雀台雅集、东晋兰亭雅集等。北宋的西园雅集亦是如此，在米芾的记述中，苏轼是绝对的核心人物。另一种形式是同题写作，以此加强文人间的唱和与联谊。作为盟主，苏轼也精心发起过几次“征文”活动。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建了一座高台，苏辙将其命名为“超然台”，并率先写了一篇《超然台赋》，苏轼则作《超然台记》，并邀请多位作家同题写作。张耒时在海州，记云：“苏子瞻守密，作台于囿，名以‘超然’，命诸公赋之。”他踊跃应征，另有文同、李清臣、鲜于侁、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分别赋诗作文以凑雅兴。还有一次是苏轼在徐州任上，以“黄楼”为题征文，苏辙、秦观、陈师道等人皆欣然命笔。同道之人共同参与，互相品藻，使私人写作有了“发表”的公众属性，如巨石投水，层层涟漪，波及深远。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恐怕也只有苏轼这样的盟主才有这般号召力。
苏轼如大海，百川宗之；如北斗，众星拱之。作为北宋一代文坛领袖，苏轼已然超越了时代的局囿，正如他的门人、写出“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名篇的李之仪所言，已成“百世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