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横行中原，南宋苟安江南一隅。为收复昔日河山，重新实现一统，岳飞率领“岳家军”屡败金兵，虽然壮志未酬，也留下“精忠报国”的千古美名。
在民间流传的许多故事里，就有“岳母刺字”——岳飞从军前，母亲在他后背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但实际上，在一些历史记载以及当今语文老师眼中，岳飞背后刺的很可能是“尽忠报国”。这一字之差，也成了长期以来的一大争议性话题。
那么，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啥？
到底是谁为岳飞刺字？
我们先回顾一下宋代“刺字”之风。
刺字在中国可追溯到五刑之一的“黥（qíng）”刑。黥刑又称墨刑，即刺字于受刑者面额上，涂以黑色，作为处罚的标志。唐末五代时期，军阀们强征百姓当兵，为防止逃亡，便在士兵脸上刺字，刺字内容大多是部队番号。这样一旦抓到逃兵便可知道他的部队番号，也方便遣返归队。宋代承袭此制，凡招募士兵，必定要在其面部或其他部位刺上小字，刺字成为军人身份的特殊标志。
然而，宋人的笔记和野史，甚至包括岳飞之孙岳珂所著的《金陀粹编》，均未记载岳飞身上有刺字。
岳飞背上有刺字的说法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岳飞传》： “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但这里并未注明此四字出自岳母之手。《宋史·何铸传》中也有相同记载：
“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宋史》是元末脱脱等人利用旧有的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其中《岳飞传》的原始史料来源是岳飞之孙岳珂收集整理而成的《鄂王行实编年》。因此，《宋史·岳飞传》的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即岳飞背上定然有刺字。
《宋史》中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记载，成为后来刺字故事演变的源头。因其未载究竟是何人所刺，这就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后世故事中，先出现的是“张宪刺字”故事，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岳母刺字”，成为流传至今的故事。
直到明末，为岳飞刺字之人尚被认为是张宪，且岳飞背上所刺之字仍为《宋史》中记载的“尽忠报国”。
“岳母刺字”的故事形成于清代，并在戏曲与文学作品之中流传开来。
总体来看，给岳飞刺字之人的身份已无法分辨。但从常理推测，刺字之人是岳飞的母亲姚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文身刺字是一门特技，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是有门槛的，因此，“岳母刺字”显然是后人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当然，也不排除岳母为了鼓励岳飞参军报国，请匠人为岳飞刺字的可能。
“尽忠报国”如何变成了“精忠报国”
如前所叙，据《宋史·岳飞传》这一正史所载，岳飞背后所刺之字为“尽忠报国”，那为何后世又会有“精忠报国”一说？改“尽”为“精”的背后又有何深意呢？
岳飞与“精忠”二字产生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当年，岳飞率部剿灭吉州、虔州的民变叛乱以后，“秋，（岳飞）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鉴于岳飞的赫赫战功，宋高宗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成一面锦旗，赐予岳飞。此后，岳飞便携带此锦旗作为行军大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精忠”与“尽忠”发音接近，后来出现“精忠报国”，恐怕是把刺字与赐旗二事混为一谈的结果。
清代时，戏曲中逐渐出现了岳母为岳飞刺“精忠报国”的情节，但这一说法尚未最终定型。直到清人钱彩著历史评书演义《说岳全传》后，才使得这一讹传几成确论。该书第二十二回《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中，生动描写了岳母姚氏给岳飞背后刺上“精忠报国”四字。
钱彩的描写相当精辟生动，不但将岳母刺字的流程描绘清楚，还将岳飞被刺字时的表情描写到位，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由于《说岳全传》别出心裁，以其通俗的语言，契合了大众心理，且有利于倡导古代忠孝观念，故而版本众多，流传广泛，使得“精忠报国”的说法最终定型。
岳飞“精忠报国”故事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出于时代与政治的需要。一般而言，“精忠”代表的是以帝王为首的外界评判，如宋高宗赐“精忠”旗，“尽忠”则更多代表了岳飞对自身行为的期许。明清以来，政府与民间着力宣扬岳飞的“精忠”，强调为人臣者对君王和父母的“忠孝观念”。如万历皇帝称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乾隆皇帝称赞岳飞“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二”等。可见这是社会与时代的需要，已与岳飞当初自许的“尽忠”不同。
因此，多方面的评价促使岳飞从“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在这种情况下，岳飞背上刺的到底是什么已不再重要。正如一些历史学者指出的，重要的不是文字的表象，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尽忠报国”的正史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军人对国家的赤诚；“精忠报国”的广泛流传，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民族对忠义的推崇。两者共同构成了岳飞精神的丰富内涵。
韩靖宇（资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