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常言“清醒”，然何为清醒？有道是能看明白别人的问题谓之“清”，能看明白自己的问题方谓之“醒”。二者兼备，殊为不易。
北宋王安石，锐意变法，可谓“清”矣。他明见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力排众议推行新法，青苗、免役，条分缕析，无一不是针对时弊的良药。然而他终究未能“醒”，只见新法之利，不见施行之弊。当司马光、苏轼等人指陈新法在实施中反成扰民之术，他斥为“流俗”，不屑一顾。以至于后来蔡京之流借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竟亦源自王公门下。能察天下病，而不能自见其方之偏，此所谓清而不醒。
与之相对，同时代的苏轼，则近乎能“醒”。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他于江边月下忽有所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不只是感怀身世，实是勘破了自己半生执着的虚妄。昔日讥讽新法之激切，固有清见，却也不无文人意气。至黄州后，他反求诸己，渐从愤世转为豁达，始有《赤壁赋》之千古绝唱。他能看清自己的局限与虚骄，遂能于逆境中完成精神的超拔，这便近于“醒”了。
然一人清而不醒，则易流于偏执；醒而弗清，又不免陷于逍遥。观诸历史，多的是慧眼识得天下弊，而独不识己之失的聪明人。他们手持明镜，照人毫发毕现，却从不反照自身，于是所有的远大抱负，终成空中楼阁。
故而，真正的人间清醒，乃是既要有洞察世事的冷眼，又须有剖析自我的勇气。非如此，不能于纷扰人间立定精神，更无从谈改造世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今大道，莫过于此。倘若人人皆能以照世之镜照己，“人间清醒”方不至于沦为纸上空谈，而真正成为改变现实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