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留侯论》中独辟蹊径，将张良的不世功业尽归功于一个“忍”字。他摒弃了时人对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的惊异，直指其精神内核——“其志甚远也”。
苏轼对张良的忍耐精神推崇备至。一位素不相识的桥上老人，与张良在野外“卒然相遇”便“命以仆妾之役”，如此不合常理的举动，一般人难以忍受，而张良却能“油然而不怪”，足见其非凡气度。正是这种“忍”的功夫，才造就了他“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定力与气魄。
然而，张良之忍并非与生俱来。早年他亦曾轻率鲁莽，效“荆轲、聂政之计”“不忍忿忿之心”，欲“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结果不过侥幸偷生。于是，苏轼认为桥上老人洞察了张良的潜力，但担忧其气量不足，故以傲慢态度挫其锐气，以此磨砺他忍小忿、成大谋。张良坦然受教，在艰苦磨砺中砥砺心性，终成大器。
苏轼认为：“天下有大勇者”，绝非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而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深谋远虑，从容镇定。这种大勇气的背后，必以“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的宏阔格局为前提。张良正是摆脱了“惊”“怒”这些浮躁情绪，达到了这种境界。桥上老人看透了这个道理：“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
欲成宏图伟业，必深谙大忍之道。古之成大事者，莫不如是：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忍辱存国；勾践困守会稽，甘“臣妾于吴”三载不息，忍苦复国；娄师德唾面自干以避争端；老子有言，“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清代王永斌在其《围炉夜话》中，曾多次提及“忍”，“守分安贫，何等清闲，而好事者偏自寻烦恼；持盈保泰，总须忍让，而恃强者乃自取灭亡。”“甘受人欺，定非懦弱；自谓予智，终是糊涂。”“莫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不可不谨。”
忍，非懦弱退避，实为含而不露的深谋远虑；力量并非只存于刚猛爆发，更蕴于静水深流的蓄积。真正的智慧，是在喧嚣洪流中涵养那份“养其全锋”的从容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