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四中，我在此工作了14年。如今，它已改名为唐山三中。暑假回家，每天晚饭后，我都要去那里散步。
学校门卫齐师傅，从学校退休后，又被返聘专门值夜班。他吹拉弹唱，电器修理，自行车改造，无所不能。每次进了校门，我都会和他聊会儿。他有时弹电子琴，有时修自行车，最近弄了个废弃的冰箱压缩机，正琢磨着改成电打气的气枪。
现在的学校大门，还是开滦四中时期的旧门，不过里面又安了一道自动门。
正对大门，原来有座假山充当影壁，下面是一个小水池。水池里养着红鲤，清晨或者傍晚，几只青蛙跳进跳出，甚是活跃。池子水深，危险，后来的校长叫人填平了水池，假山也移走了。
门西边曾是后勤处，几间低矮的平房里堆满杂物，据说“学工学农”时期这里很热闹。我的大舅哥当年在这里上初中，不上课时跟着一个师傅学木匠，打了他的第一个小板凳。学校步入正轨后，留了三四位师傅。他们每天推车扛锹，鼓捣小花园，打扫卫生，种树剪树。如今老树还有一些，在南边车棚地带，以白杨为主。花园已成菜园，种了黄瓜、豆角、生菜、花生、向日葵。
后勤处的房子坐北朝南，一面墙冲东，美术老师黑德友、张霖生把墙刷白，画了一幅大壁画，校园顿时有了气氛，我们照相常以此为背景。漫画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房子拆了，原地盖了一间厕所。
现在的科技楼是在原高中楼的基础上翻盖的。这里办过几届高中班，培养了一群分数不够上大学但足够上技校的学生，这类学生被唐山钢铁公司招去不少。我到开滦四中时，高中班还有，多是美术生。美术老师有三位，教油画的黑德友、教山水的张霖生以及杨瑞银。
黑德友虽然姓黑，人却特白，他夫人姓洪，教物理，夫妻俩号称“红与黑”。老黑做人圆通，和谁都聊得来，他从不拒绝别人求画，只是说：“太忙，太忙，等有空了，等有空了……”张霖生曾去西安美院访学，善画山水，曾到太行山、华山、江南一带写生。我在开滦四中办《金秋》杂志时，编辑的活儿归我，霖生负责设计题图与封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老黑去了开滦一中办美术班，他的不少学生考入八大美院。霖生也走了，他先是到开滦工会专职画画，退休后去了北京宋庄那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剩下的杨瑞银，去了后勤。
教学楼有三层，一层是初一，二层是初二，三层是初三。刚来开滦四中时，我被分在初一年级教语文。年级主任老费让我先备课，一周后校长和教研室集体听课，备课课文是《两小儿辩日》。我那时满脑子想考研，满脑子都是曹禺与戏剧，备完课就拿出阿·尼柯尔的《西欧戏剧理论》来看。此书一露，老费善意地提醒我，还是先备好课。一周后，后排坐着校长和教研室全体成员，讲课的过程很顺利，我自己也长出了一口气。很快，初二年级的主任杨乾露看上了我，以缺人为由把我调到了二层。
教学楼上的标语“修身、砺志、勤学、博能”，大概是史校长想出来的校训。有天上午，我在办公室扯了张报纸写字，史校长进来让我写了这八个字，我随手写了也没问用途。后来我去高中楼，见杨瑞银拿着投影仪正把我的字放大。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做牌子。我有点后悔，早知道这样，我应该正儿八经地写一下。杨瑞银说，这样才自然，有味道。牌子做出来后摆到了楼顶上，在校外老远就能看到。当年我去石家庄，11岁的儿子望着楼顶上的字，还曾难过过。
学校的三位领导都是有故事的人。史校长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了五年，罗书记毕业于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季校长两口子都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现河北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的。他们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从北京来到离唐山市区70里地的南范各庄。
史校长直到退休也没离开这里一步，尽管他的同班同学邀请了他30年。罗书记是广东人，她和老伴在这里待了40多年，直到退休。他们生有一男一女，都是在开滦四中上的初中，大学毕业后又都回来了。儿子在矿上当工程师，女儿在开滦四中教书，口音和生活习惯已完全唐山化。季校长两口子都是北京人，京腔京韵一直没变。他们在街道上成双入对，衣着时尚，辨识度极高，是一道风景线。后来季校长调到市里的开滦一中，退休后回了北京。
办公楼前有棵石榴树靠墙种着，枝繁叶茂，已遮住窗户，夏天开小红花，十分鲜艳。青年教师们的孩子每逢从托儿所或小学回来，都爱在此玩耍、看花。
杨乾露后来接替了史校长，成了最后一任开滦四中校长。学校由市里接手后，他又成为第一任唐山三中校长。办公楼西墙上的题词“克严克慈，亦勤亦思”是张霖生书写的，被做成了铜字。
杨乾露退休、张霖生调走后，词还留着，但书法体被换成了印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