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堤头大街南行，过了新开河上的耳闸桥，便是西窑洼大街。这条街后来与东窑洼、天纬路相连，统称天纬路，总长1316米。我家虽不在这里，但我对西窑洼大街非常熟，我父亲就在街畔的直指庵小学上的小学。这条街也是我经常去的。
如果你从北边进入西窑洼大街，路东有座高墙，偌大的恒源纱厂就在大墙的里面。恒源纱厂大门斜对着一条很短的路，没走几步就是北开渡口。沿大街前行，西侧又是高高的墙体，这是状元楼的后墙。继续往前走，街的两侧便是稀稀拉拉的店铺了。
窑洼，古称东沽，是个古老的地方。前人记载，窑洼曾发现明代玄帝庙（后改为净土院）铁磬一个，上有铭文说：“玄帝庙在东沽港村。”从地理位置上看，后来的东、西窑洼就是东沽。清人查曦有《东沽野酌》，曰：“黄叶村（即西沽）前带酒歌，夕阳欲落晚风多。人家两岸临秋水，坐看牛羊乱渡河。”《津门杂记》也说：“东沽，今名窑洼。”
清初以降，东、西窑洼以古刹大悲禅院、寺院后面的一层楼草堂及其周边那充满天然野趣的河塘佳色最为著称。人称“诗仙”的山西蒲州籍学者吴雯、浙江仁和籍诗家蒋诗、“燕南二俊”中的崔旭等清代名流，每每雅集于此，或乘舟小酌，谈古论今，或聚之草堂，观景赋诗。“芦花野水四围秋”“开窗但见满河灯”“重阳秋色意中迷”“一寺黄花一径微”，均是咏诵这一带风情美景的名句。著名学者、文学家朱彝尊撰写的《大悲院记》不仅极富文采，也是考证大悲院沿革及天津地域文化的宝贵资料。
近百年来，窑洼大街更与李鸿章、袁世凯等诸多历史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治年间，官居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曾率军队驻扎在大悲院，并在窑洼一带修建营房，建窑烧砖，设置义地。后又有安徽籍人在窑洼以南的地方建起了安徽会馆。会馆富丽堂皇，周围街道均以会馆命名，如安徽会馆前街、后街等。李鸿章死后，在窑洼修建了李公祠。中国末代状元刘春霖的“状元楼”恰建在李公祠以北的地方。李公祠的东面，即今天第二医院所在处，则是1895年建起的海防公所，1898年改为慈禧太后莅津阅兵的行宫（未用），1902年改为直隶总督衙门。辛亥革命时，由革命党人发起的天津起义也是在这里爆发的。
曹锟及曹锐也苦心经营过窑洼一带。当年窑洼大街有所谓“操场”之称。其高台叫“操场上坡”，低处叫“操场下坡”。1925年由张品三在此盖房成巷，沿用其名。前面提到的窑洼大街北头路东原为恒源纱厂，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大纱厂中资本最雄厚的纱厂。
窑洼一带人文荟萃，文化氛围浓郁。清代末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其任教的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便坐落在西窑洼大街的北面。画家刘子久于1891年出生在西窑洼大街中兴胡同刘家大院。院内大小房屋上百间，大院北侧100米处便是古刹大悲禅院。上世纪初，王颂余、孙克纲等老一辈画家都曾在刘家院内受教于刘子久先生。
近年来，因商圈扩大及新桥修建，这条街及附近胡同陆续拆迁。窑洼西侧的摩天轮，人称“天津之眼”，每到节假日，游人如织。登上摩天轮，可见海河、运河蜿蜒流淌，远近一派壮丽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