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初，唐太宗面临“震耀威武，征讨四夷”与“偃武修文，中国既安”两种选择。大臣中，持前者观点的以封德彝为主，代表大多数；建议选后者的仅魏征一人。唐太宗纳魏征之谏，遂有“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局面。
魏征之谏，之所以可贵，不在最终证实结果的正确，而在决策之初。朝堂之上，大多数力挺“宜将剩勇追穷寇”，唐太宗亦纠结“不可沽名学霸王”。《资治通鉴》载，魏征谏言，与其说是力谏，毋宁说是响雷。此时说出来，就算你心在朝廷，也显得特别扎心！
尤其是，在魏征已省察到，唐太宗倾向“震耀威武，征讨四夷”，仍不唯上意所变，改变自己；更不因与大多数人意见相左，选择从众。此时，魏征仍力主“偃武修文”达“四夷自服”之谏，不仅需要胆量，更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凡谏必勇。比干之谏于纣王，勇到剖心以证其忠；伍子胥之谏于夫差，勇到被诬里通外国毙命。甚至，海刚峰抬棺以谏，意在清誉，勇在欺世；孙嘉淦谏“三习一弊”，明贬实褒，勇在盗名。
然而，谏的目的，是让对方纳谏；勇的前提，是谏之智。在这方面，宋代王素谏“色”，不仅见其勇，更见其智。
《宋史》载，近臣王德用，给宋仁宗进二美女，王素谏阻。朝堂之上，谁都知道这件事。可是，谁都装作没看见，没听见。只王素一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面对这种情况，宋仁宗找到王素，说“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非他人比也”。况且，“德用实进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
此时，王素之谏，就显得颇见功力。因为，有勇无谋则败；有谋无勇则露。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死无葬身之地。敢于甘当少数，而不随波逐流，在于王素摸准了宋仁宗的脉。
纳之，有溺爱之嫌；退之，尤显仁君之明。溺乃奢，奢即糜。爱惜羽毛的宋仁宗，岂以女色害誉？由是，王素之谏，看上去是夺君所爱；实际上，谏“色”是假，凸显仁君风范是真。
宋仁宗坐拥“三宫六院”，并不违规；近臣进美女“事朕左右”，也在祖制之内。但宋仁宗不等王素再举女祸误国典型，主动“帝动容，立命遣二女出”，成就了王素谏“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