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以来，就一直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其渊博的学识，不仅令学生惊叹，也让那些名流学者们深深折服。
早在幼年，其祖父陈宝箴就曾告诫他“读书当先正志”，祖父的教育使他很早就意识到，读书要与立志、做人、救国联系在一起，所以，终其一生，陈寅恪把读书、教学当作治理国家、拯救国家的“根基”。
1925年，陈寅恪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自此，他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杏坛生涯。作为教师，陈寅恪讲课技巧高超，授课内容精湛。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享受。季羡林曾这样回忆他听陈寅恪授课的感受：“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很多教师习惯照本宣科，习惯现炒现卖，更有甚者，一本讲稿一讲十年，纸张发黄了，内容还一丝未变。这样的教授曾被散文家梁遇春讥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而陈寅恪授课时，每堂课都突出一个新字，他曾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正因为新，学生才会听得津津有味。
陈寅恪晚年的重要助手黄萱也曾强调过：“陈师的教学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朝史几十次，每次内容不同，每次内容都是新的。”
抗战时期，医疗条件差，陈寅恪的病目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竟致双目失明。不过，由于他幼年熟诵典籍，且记忆力超强，所以，失明后的他在助手帮助下依旧可以教学研究。晚年在中山大学授课，他先是吩咐助手黄萱把某书某页某条及他写过的相关文章找出或抄出，交给学校油印或打印，上课时发给学生作讲义。上课时，他已和助手逐条核对了材料，并让助手把关键词语，难懂的地名或人名写在黑板上，然后正式开讲。一旦开始上课，他就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内容中，物我两忘，全神贯注，以至有时下课铃声都不能将其唤醒。
1951年11月间，黄萱经人介绍，成为陈寅恪助手。陈寅恪曾对黄萱说：“人家必会以为我清闲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问题、准备教学和做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