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以“座右铭”命名的作品，出自东汉著名书法家崔瑗之手。而令“座右铭”一词猝然问世的，是崔瑗饱含彻心之悔的教训：他年轻时意气用事，其兄被害，他盛怒之下手刃凶手后只身逃亡。几年后，朝廷大赦，他才回到故乡，自知因一时鲁莽铸大祸，遂作20句、百字之铭（文体的一种）放在座右，以随时自戒自省。
最初的“座右铭”并不是一种文字，而是一种被称为欹器的酒具。《荀子·宥坐》载：孔子参观鲁桓公庙堂时，见一只造型独特的倾斜之器，便问：此为何物。庙祝答：宥坐之器。孔子顿悟道：听说这放在国君座右的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遂让弟子注水以试，果然，酒具腹中空空时向一侧倾斜，水倒一半平稳而立，水满则倾覆。夫子喟然叹曰：“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凡人凡事，哪有东西盈满了而不倒的呢！孔子就此教诲弟子：“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聪明睿智，要用朴拙来保持它；居功至伟，要用谦让来保持它；勇敢盖世，要用怯懦来保持它；富有天下，就要用谦虚来保持它。这就是遇盈满则止损的方法啊。
孔子十分赞赏这种一旦装满水便会翻倒、“以戒满覆”的宥坐欹器，于是也制作了一件，置于座位的右侧。这里的“宥”字同“右”，既有宽容、饶恕之意，也蕴含借鉴与自省的智慧。如此一来，它便成为一种实物的座右铭。后来，为求便利，人们逐渐用铭文替代宥坐之器，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座右铭。
作为雅俗共赏的文化载体，座右铭历经千年仍焕发着独特魅力。人们或悬挂先贤隽语于厅堂，或摘录名诗名句于案头，或将人生感悟铭刻于日记——这些浓缩的文字既是明志的宣言，也是自省的明镜。然而在这普遍的文化实践中，亦不乏附庸风雅者的装点门楣，人云亦云者的盲目跟风，乃至借格言粉饰本心的功利之举。
此刻，座右铭正以凛然之姿发出叩问：你为何而设？更关键的是——你将把它“座”于何处？这“座”的位置，实则丈量着你的精神维度和价值尺度。若“座”于心扉，自当心口相应、躬体力行，恰如孟子所言“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倘若仅“座”于墙上、止于纸面，则难免沦为形式主义的注脚。当年鲁桓公庙堂虽陈设警世的宥坐器，其本人却终成器识浅薄的反面典范——器物满堂，不过是装模作样，做表面文章。
这种流于形式的表面功夫，最典型的莫过于官场文章：上传下达，上行下效，“等因奉此”的公文套话循环往复；上头动动嘴，说一说，下边动动手，抄一抄，千部一腔，一年又一年，口号喊得震天响，身子未曾动一动，遑论入脑入心？最终呈现的，不过是看似规整的“窗明几净”，实则是精神荒原上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一代又一代，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宋太宗赵光义将五代孟昶《戒谕辞》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刻石立于州县衙门，美其名曰“御制戒石铭”；到宋高宗时更要求官员每日诵读。然而朗朗诵读声中，那些镌刻在石碑上的座右铭，终究未能挡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一顶顶王冠照样落地。
历史明镜高悬：无论是警示君王的宥坐器，还是诫勉官吏的戒石铭，任何座右铭若想发挥励志警醒之效，就必须破除官样文章的窠臼。真正的座右铭应当铭刻在心室而非石碑，需要经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双重淬炼，最终达成知行合一的境界。
当下审视那些落马的贪官们，即使办公室和家里都挂着精致装裱的座右铭，上书“宁静致远”“源清流洁”，乃至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警句，但哪一位真正端“座”于心？他们像古代宥坐器一般，在欲望的膨胀中轰然倾覆，恰应了孔子“恶有满而不覆者”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