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走在复兴之路上的国家，中国早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但作为一个固定句式，大家都这么说，具体靠什么支撑，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实际影响力，肯定不仅仅来自于历史，也不能仅依赖内部认可，而是需要?通过?当下的实践成果和全球共识来支撑。狄青的新作《鲁班出海——鲁班工坊建设纪实》不但回答了这一问题，还为我们呈现了在充满魅力的中国之内，有一个充满魅力的天津。
对普通读者而言，职业教育或许相对陌生，除非是相关从业者。因此要说清鲁班工坊，必须要说明白职业教育。狄青清楚认识到这一点，用了许多篇幅娓娓道来，从国家政策层面的相关规划，到天津漫长的职业教育历史，都做了详细的解释。在这一点上，天津可以说是中国的缩影，中国要发展面向外部世界的职业教育培训与交流，天津恰好就是那个拥有深厚职业教育积淀的城市，并且“鲁班工坊”这个名称的诞生也有天津的一份功劳。鲁班工坊是集全国之力的整体布局，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贡献的力量涉及各个国家迫切期待的专业与行业。一方面这是天津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尽心尽力，另一方面也是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强劲实力的直观展示。天津优质的教育资源远近闻名，以往的认知大多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学和大学，其实职业教育也是重要一环。同样，中国要建设教育大国，职业教育的成绩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鲁班工坊的出海既是展示，又是宣言。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工业水平的提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工业生产需要的各类专门性人才，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需要依靠职业教育培养。通过狄青细致的梳理也能让读者看到，天津职业教育的丰富也同其深厚的工业化历史相关。天津是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城市之一，成系统的工业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全国工业整体布局之下，天津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并因此产生了全国瞩目的具有代表性和地方性的工业文学，直至新时期以蒋子龙创作的一系列更具开拓性的同类文学为标志达到了顶峰。从工业文学的角度来看《鲁班出海》，狄青的创作有两个重要的贡献，首先是延续了天津工业文学这一重要的文脉，尽管蒋子龙的历史性意义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研究穷尽，但工业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实在太大，还有很多书写空间亟待开拓。其次是补充了工业发展所必须的职业教育这部分内容，一般的工业文学创作大多围绕工业生产本身，但与工业相关的保障性环节则少有人涉及，在这方面，狄青有其开拓性意义。
职业教育和工业书写具有普遍性，而狄青在兼顾整体性的同时，通过聚焦天津的书写，赋予了作品“非此不可”的独特性。作为一名成长于天津的作家，狄青以往的小说出现过比较明显的津味色彩，寥寥数笔就能描摹出一座老城的精神肖像，几乎能感觉到整座城市都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活了起来。由他来书写天津，会给人以强烈的安心与稳定感。他对天津历史、天津地理风貌、天津城市文化以及天津人的性格，都竭尽所能做了描绘。当这些地域性的元素出现在国家政策落实的画卷中，显得尤为有趣，令人印象深刻。《鲁班出海》没有停留在舒适区，即使可以说狄青对天津已经十分了解，但他仍然没有让自己轻松下来，用大量史料与数据让作品更为真实可信。在看到这部作品前，很难想到狄青会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似乎在进入写作状态时，狄青也被鲁班附体，将浪漫、随性、激情的写作变成了打造一台精密的机械装置。
说到底，鲁班工坊是一项国家重要战略规划，因此虽然有非常丰富且真实的细节，《鲁班出海》的书写方式仍然是大气的。作者的视角较多落在天津，同时也在北京以及非洲、东南亚的众多国家之间闪转腾挪，通过技术交流让这些远隔万里的城市凝结出兄弟般的友谊。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独立自主发展，中国的工业技术实力举世瞩目；在此背景下，以“鲁班工坊”为依托展开技术交流与职业培训，充分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因此，《鲁班出海》自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它对增进民族自信、凝聚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这种讲述方式既保留了鲜明的天津地域特色，又让参与培训交流的外国友人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具象化为天津的文化符号；同时，作为地域性城市的天津，也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展现出兼容并蓄的国际格局。
最后不得不提，这部作品最令人称道的亮点，在于其对“班墨文化”这一传统文化体系的考察与比较。鲁班与墨子，是先秦时期两位产生过重要历史影响的人物，他们在技艺领域有所交集，思想体系却各具特色。他们既是中国“工匠精神”源远流长的实证，又折射出中华文明内在的多元性。狄青在这部作品中花费了不小的篇幅书写数千年前的往事，绝非冗余的闲笔，反而成为全书的点睛之处，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与思想深度。或许可以认为，“鲁班工坊”以及《鲁班出海》不只跨越地理空间，更延伸至历史时间维度，是面向伟大先辈的致敬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