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每逢七夕节，津门的各大戏院都要连番上演“天河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同时，还要在道具布景上做文章，真牛上台、布景变换，让人目不暇接，也成为新闻媒体的焦点。一时间，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近期，笔者读到当时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1942年9月6日，《369画报》上刊登《天津的杂感》一文，署名杨鲍。文章写道：“七月七日天津的小报上，有人写着织女见牛郎面要领走两个孩子。因为怕他‘携子投河’，这固然是想入非非，但细想也许可能的。这些年人间的风气日下，天国也难免受影响。神仙群里喝不起牛奶了，牛郎的生意就要亏本。再说还有着‘相思病’。守着大河那么近，万一心狭呢？不过牛郎死后，天国是不是有小报肯‘呐喊’一阵子，则是不得而知了。就（算）有人呐喊，想来也是白费的。”
杨鲍是杨大辛先生的笔名。他1925年生于天津，今已百岁高龄，是天津文史界、文化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其所用笔名甚多，曾用杨鲍、鲍犁、姚宝、鲍风、轻舟、杨永、木鱼、马大可、马不走、牛马走、牛膝、辛暮、辛大、辛吉、若言、孟隼、孟驰、孟真、艾礼、阮幸生、袁敬之、祝竹荫、辛公显等数十个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和小说。
在《碎思录》自序中，杨大辛先生写道：“家世卑微，励志上进，对文学产生兴趣，试笔写作，向报刊投稿，陆续发表了多篇小说，皆取材于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境遇，一时文名鹊起，因此中学毕业后就业一路顺风，先后受聘报社、杂志社编辑，从此起步毕生的笔耕生涯。”沦陷期间，杨大辛先生曾任《银线画报》杂志编辑。在1943年组织津京木刻展，宣传救亡图存。抗战胜利后，他集资开办知识书店，自任经理，配合中共地下党员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知识书店成为掩护革命活动的据点。上世纪80年代后，他担任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天津文史研究和文史资料编辑工作。
《天津的杂感》是杨大辛先生作于17岁的文章。此时尚属其创作的早期。七夕之际，文章不谈牛郎织女的民俗，不写戏曲舞台的喧嚣，而是演绎了上世纪40年代牛郎织女的新情节。其以当时小报上“织女见牛郎面要领走孩子”的报道开头，讽刺了时人的现实与冷漠：天长地久的感情化为乌有，夫妻见面只为分割财产。紧接着，说到当时的经济萧条，连累到“仙界”，哪行都不好干，牛郎也要亏本；再加上相思之苦，把人逼得没有活路。即便被作为新闻炒作的卖点，也只能随风而散，无济于事。短短百余字，粗读有些新奇、可笑；仔细品味，则是让生活的艰难与百姓的无奈跃然纸上。其直面社会现实、民众疾苦，描写出旧时沦陷社会中劳苦大众的生活境遇和精神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