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是著名的诗人，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学美术出身的。汪曾祺曾撰文回忆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讲唐诗，说闻先生“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汪曾祺感慨，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否则有谁能办到？
按汪曾祺的这个说法，如果穿越回唐朝，我想诗人王维一定可以做到。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遂成定评。如果是王维来讲解自己的诗，大概会把诗和山水画联系起来。比如苏轼所举“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两句，如果王维可以借用在他之后逐渐形成的“墨分五色”的画论，大概会这样来阐述：墨之五色为“焦、浓、重、淡、清”，要表现山之空濛翠色，当选用清墨，墨的含量极少，隐约可见，颜色轻而薄，几近于水色，以营造出空灵而飘逸的氛围。
汪曾祺当属于那种一点即悟的好学生。他说自己曾替一位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闻先生看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可见闻先生对于汪曾祺的欣赏。其实汪曾祺是仿效闻先生诗画结合的方法，强调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当然，懂得方法是容易的，但是将方法转为与作品相契的创见，则需要对诗画都有很高的领悟力。汪曾祺用“黑底子上的画”来突出李贺诗的“鬼气”与色彩之浓艳，是准确而高明的，难怪会得到闻先生的高度认同。
文学借助抽象的文字符号，绘画则借助具体的视觉形象，本属两个系统。如能融会贯通，则可抵达新境。两者的结合虽古已有之，但真正能于此留心并落到实处，并非易事。吴冠中曾谈到鲁迅对他的影响：他崇拜鲁迅，但迫于生计，欲从事文学而不能。于是他试图通过绘画来靠近鲁迅。鲁迅的《故乡》中，“我”回到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见到的却是苍黄的天底下萧条的江南村落。吴冠中决定以江南水乡的造型世界来走近鲁迅的世界，也抒发自己浓重的乡情。他说自己一辈子断断续续总在画江南：“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湖泊池塘，水乡水乡，白亮亮的水乡。”原来吴冠中那些为人们激赏的气韵生动的江南题材作品中，流淌着鲁迅先生文字中的诗意。
以上所述，似都在雅的圈子内。我还曾读到一位古代文学研究者有意思的见解，说杨万里诗歌中的画面近似于漫画中的分镜；画面通过组合与切换形成连贯的叙事，又非常近似于短视频。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杨万里的诗，画面像漫画格子，连起来看又像短视频一样连贯生动。我们熟悉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等，大抵如此。
有意思的是，这位研究者之所以具有这样一个颇为新颖的现代视角，竟然是源于少女时代对于漫画的痴迷。她回忆说，那时候漫画被判定为“闲书”，不好好学习的学生才会瞒着家长、老师看，一旦被发现，漫画就免不了被老师没收的命运。但正是这些“闲书”，养成了她的视觉思维能力，潜在地影响了她的研究兴趣与关注焦点，促使她带着“分镜”“演出”“剪辑”等现代概念进入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思考。师长们瞧不上的通俗漫画，与何其雅的中国古诗，就这样巧妙地融会在她的学术研究中了。其实今日所谓雅文化中，本就有许多来自于俗元素，比如民间文学、音乐与绘画等。
诗与画，雅与俗，其界限本非绝对。跨界融通，恰能帮助我们拓展审美领域，收获丰富的审美体验。